此外，反納粹人士們還組織了演講會、音樂會等軟抗議活動。按照他們的話說，這是要向世人展現一個好的德國。納粹游行短短一兩個小時就草草收尾了，而反抗活動則繼續，待到新納粹們被押上火車，反納粹游行就變成了一場派對，大家自娛自樂起來。

　　別看這不到大半天的鬧騰，花費據稱要上千萬歐元。怎么要這么多錢呢？這些納粹代表從全國各地出發都有各地或聯邦警察陪同，回家也要護送，倒不是說他們是什么貴賓，實在是怕他們在路上惹出什么麻煩。為了維持游行的秩序，除了當地警察，還要從全國各地抽調大量警力支援，天上的直升機，地面的車輛，單是這交通運輸費用就非常可觀了。還有其他費用，例如此類游行都是周末進行，很多人員出動都算加班，加班費可是雙倍的。這些支出可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錢，怪不得不少老百姓發牢騷，干嘛為不得人心的新納粹游行埋單呢？官方的回答很簡單：我們打心底里不支持（否則就無法解釋政界人士為什么要參加反納粹游行），可憲法規定了言論自由，作為公民的新納粹分子也不能剝奪其正當的權利。但是相關法律又規定，不得在公開場合使用納粹標志，呼喊納粹口號，否則就是違法，因此新納粹分子在游行時也得遵守這一規定，否則就要接受法律制裁。所以他們游行堪比帶著鐐銬跳舞，哪里能有什么聲勢。雖說有集會和言論的自由，但這樣的游行絕不會獲批在柏林這樣的大城市舉行。之所以選擇小城市，其實是組織者和政府協商的結果，規定的路線規定的時間，最小的代價（“維穩”措施好做，成本也低）。

　　法治原則同樣在另一樁公案上也得到了體現。話說目前德國境內最大右翼黨派當屬成立于1964年的德國國家民主黨，其成員具有反猶、排外和暴力傾向，納粹主義特征明顯。目前，該黨已進入兩個聯邦州（原東德部分）的議會并擁有少數席位。既然是合法組織，國家一視同仁，按照黨派組織的相關法律還得給予資助。但另一方面，由于其納粹主義的傾向以及和新納粹暴力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該黨處于德國憲法保護局（對內情報機構）的嚴密監控之下。鑒于其所散布的思想和從事的活動已嚴重涉嫌違法，本世紀初，聯邦政府、議院、參議院順乎民意提出取締國家民主黨的動議，但之后在聯邦憲法法院的聽證會上，出庭作證的幾位國家民主黨干部被證明是憲法保護局的線人，因此他們的證言很難被采信。由于程序上的問題和缺乏有力證據，憲法法院最終做出裁定，中止取締該黨的議案。在此期間又有幾次有關是否取締該黨的討論，但都無果而終。支持取締一方的觀點毋庸贅言，值得玩味的是反對取締一方的觀點。除了右翼團體和成員反對外，保守黨、自由黨和綠黨都有政治家持不同觀點，認為取締并非一了百了的解決方案。在他們看來，取締只會使該組織成員轉入其他右翼團體或轉入地下，監控起來更加困難，這無法從根本上阻止右翼思想的傳播和遏制暴力行動，甚至可能造成反彈。不要以為這是同情者們找出的借口，就連現任德國猶太總會會長施皮格爾也持類似觀點。禁也不是，不禁也不是，真是騎虎難下。歸根結蒂，只要有納粹思想的土壤存在，類似的極端勢力就無法消失。可是要標本兼治，又談何容易？

　　國家必須遵循法治原則，按規章辦事，學者辯論必須有憑有據，字字斟酌，可民眾私下里談起納粹這一話題，無論贊成還是反對，就比較心直口快了。右翼分子在啤酒館里關著門大放厥詞自不待言，普通百姓遇著個合適的機會，自然也會一吐為快。例如前文中的幾次大辯論一經媒體傳播，自然會成為大家關注的話題。較之政界和媒體表現出來的激動情緒，平素里和德國人聊天，感覺他們對這一話題似乎已經可以泰然處之。除了少數右翼分子，大多德國人對納粹犯下的罪行“供認不諱”。這和戰后占領國的“再教育”政策有著很大的關系，至今中小學歷史課本里，第三帝國、大屠殺、侵略戰爭這段歷史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大，語文課本中反思文學也有不小的比例，課外還組織學生參觀集中營舊址和博物館。就連我等“外國人”赴德參加會議或進修，主辦方也會見縫插針地安排，例如達豪和布痕瓦爾德兩個集中營舊址我都是這么被邀請去的。聽著導游的講解，那些德國人和我們這些客人一樣表情嚴肅而沉痛，據我觀察，其他的本國“游客”大多不是“單位組織”，而是自愿前往接受教育的，有些人還當場敬獻鮮花，這一點不得不讓人產生由衷的敬意。如果說前總理勃蘭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下跪之舉頗具戲劇化色彩，難免有“做秀”之嫌，那么眼前的這些德國人則不能懷疑他們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