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立的“西周青銅器的分期研究專題”組，為了更加準確地推排出西周列王在位的年代年數，在全國已出土的60多件西周青銅器中，選取了年、月、紀時詞語與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關鍵性器物五件(組)，和一條古文獻中的天象記錄，以及《尚書》中的有關記載，建立起了推定西周王年的七個可靠堅實的支點。嗣后，其研究成果通過金文歷譜的驗證，又與西周考古14C測年結論相對照，發現兩者所排出的列王紀年基本吻合。至此，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工作全部完成。

　　專題組選定的五件西周青銅器中，就有1996年在丹鳳縣發掘出土的虎簋蓋。簋(guǐ，音鬼)，是盛行于商、周時期的一種盛放食物的器具。其型制為圓口，圈足。無耳或有兩耳，也有四耳。方座，帶蓋。虎，是簋主人的名字。全器有蓋而缺簋，蓋有銘文，凡161字。

　　丹鳳虎簋蓋的重要貢獻，是我們商洛人的光榮和自豪，但它的尋訪事跡和研究價值卻不為一般人所知，所以我覺得有將其寫成文字的必要。欲知此事的來龍去脈，還得從中國遠古文明的不幸和夏商周斷代工程說起……

　　直面歷史遺產的不幸

　　辛亥革命前后，孫中山為了表示與滿清王朝劃清界線，倡導改用由中華始祖黃帝開始的紀年(公元前2698年)，這個紀年在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曾一度在全國流行開來。在中國生活工作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記住了孫先生選定的這個歷史紀元，并以這個年代為起始，公開撰文論述中國4660多年悠久的歷史和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及民族精神。但是，孫中山倡導啟用的黃帝紀元，由于國內政治界、知識界在中國歷史紀年問題上難以達到共識，學術界各路門派相互吵鬧一陣子之后，最終未能付諸實施。

　　事實上，在傳世文獻史料上，中國最早確切的紀年，只有司馬遷在《史記》中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便是模糊一片，難辨分明。這是中國遠古文明的不幸。這種不幸，在歷史長河的流動中，逐漸變成了一枚我們民族情感的化石，在華夏子孫的心中不斷膨脹，以致時時壓迫著人們的血肉，牽動著我們民族的神經。因此，繼司馬遷之后的兩千余年間，每逢盛世，廟堂和民間總有志士仁人和學者大儒在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和探索而傾其心智，其中不少大師鴻儒為此耗盡了自己的畢生精力和心血。但是，由于歷史本身的紛繁雜亂以及當時研究條件所限，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歷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于是，中國上下五千年文明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來至夏、商、周三代的確切紀年，遂成為中國歷史學界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1996年5月啟動的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全國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不同學科門類的200余名國內一流專家學者，向流傳千年的這一學術難題全面地發起沖擊。“工程”既是以解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紀年問題為宗旨，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大型年代學項目，也是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為尋找2800多年前歷史年代坐標而進行的一次多學科合作的偉大科學實踐活動。經過近五年的不懈努力，其全部研究成果于2000年9月通過了由科技部組織的專家組驗收，表明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原定的研究目標已經達到。在此基礎上得出的《夏商周年表》，填補了中國古代紀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廓清了遺留千古的歷史學術謎團。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古代文明史領域取得的最為重大的研究成果。

　　銅銹掩蓋下的歷史昭示

　　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醞釀之初，就專門設立了“西周青銅器的分期研究”這一專題，并預定了研究目標：“以西周青銅器中銘文可供西周歷譜研究者為主，就其型制、紋飾作考古學的分期斷代研究，為改進西周歷譜研究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目標中所謂“銘文可供西周歷譜研究”的銅器，是指銘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其研究的任務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對上述青銅器進行比較精確的分期斷代，從而使歷譜研究能夠建立在科學而且堅實的基礎上，避免過去那種不顧銅器年代而妄加推算的情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