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禪宗學佛的品評，適用于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從前學佛，守律讀經，毫無生氣。禪宗學佛，不必識字，乃至不必嚴守戒律，佛教的門庭，大大的打開了。不過真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從前還要讀書，還講說經，須得有真學問，下苦功夫。現在不必讀，不必說，當頭棒喝，立地覺悟，自然可容假托的余地。”[1]如果把藝術比作學佛，傳統藝術如同守律讀經，當代藝術則如禪宗學佛。不必嚴守戒律，雖使藝術的門庭廣開，但同時也藏污納垢。在周末北京的各種展覽開幕酒會上，氣氛熱烈、人頭攢動，不時可以發現很多新鮮的面孔，但仔細看畫的人不多，仔細看人的人倒是不少。

　　中國當代藝術其實并不像禪宗要求天資聰慧，雖然在當代藝術界天資聰慧者不可勝數，但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先例也屢見不鮮，被誤者往往喜歡走捷徑，迷信策略，從藝是為逐名。追逐本是人的天性，按理不應該受到責備——厭離的人生態度反而是要遭到否定的。但追逐起來違背自己的本性，甚至不擇手段，則喪失了天性，導致自己與自己無法協調。觥籌交錯中，每個人都投射出內心的欲望，在光鮮、純潔的藝術外表下，鉆營的暗流涌動。

　　蔡元培曾言：“下等動物，求食物，衛生命，權利之意識已具；而互助之行為，則于較為高等之動物始見之。”[2]互助——而非爭權奪利，才是藝術界應發揚的品質，所以我比較反對目前發布的所謂“中國當代藝術權力榜”，它企圖把藝術界可憐的“權力”固化和放大。在藝術領域強化權力結構，只會形成人與人之間相互防備的心理隔膜。很難想象，藝事中竟然夾雜權術。其實，如若藝術精進，何患無位。權力榜實質上是一場欲速則不達的造星運動，它試圖打造出更多的明星級藝術家、明星級策展人、明星級經紀人、明星級收藏家等等。提升知名度當然是有益的事情，但其負面效應顯而易見——藝術界的權力結構將明朗化，而當代藝術一直都致力于對等級和界限的破除。而且權力榜照搬娛樂界操作模式，使中國當代藝術界更加具有表演性，久而久之，將使道義無存。藝術團體“游擊隊女孩”最近直截了當地說：藝術藏家——說白了就是藝術投機商，那些人感興趣的是買作品而后坐等增值，而美術館呢，正是這個的幫兇，有點兒見識的都知道這是個腐敗到家的體系。“游擊隊女孩”的話雖然言過其實，畢竟不是所有的藝術藏家和美術館都沒有更高的理想，但她們對藝術體制的攻擊足堪褒揚。我還是信奉偉大藝術的古老認定準則：在藝術品的創作和展出環境中存在純粹的偉大的藝術，它是不用經過營銷的手段而自主展現出來的絕對性。

　　權力與資本的媾和及其產生的腐敗，對當代藝術的干擾已日益顯現。20世紀末，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取得全球性的統治。回頭看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的主題已經觸及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等。王興偉在1995年畫過一張油畫《資本主義的腐朽的空虛的生活—1》，似乎是在宣布資本主義在社會生活中的全面滲透，為21世紀初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埋下伏筆。從整體上看，21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當代藝術最掣肘的課題竟然是權力和資本。

　　法國思想家阿蘭·巴迪歐發現：“20世紀有一個不同尋常的開局。讓我們將1890年到1914年20余年的時間作為這個世紀的序章。那些年，在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表現出那是一個奇跡般的創造的年代，那是一個可以同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和伯利克里時期的雅典相媲美的全面性創造的時代。那是一個令人振奮和與傳統決裂的神奇的年代。”[3]對中國來說，20世紀的開局也不同尋常。但現在從全球來看，21世紀初并沒有一個令人振奮的開局，至少它不是一個全面性創造的時代。與20世紀初相比，今天的中國更不是“與傳統決裂的神奇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