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陸容的《菽園雜記》在敘述龍泉青瓷時說：“……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浙江紹興宋六陵廢墟出土的南宋龍泉窯白胎厚釉青瓷殘片說明，特殊的審美價值曾使這類做工考究、燒制不易的窯業(yè)制品扮演過宮廷用瓷的角色。元明時期，龍泉窯的上等白胎乳濁釉青瓷，仍受到統(tǒng)治者的青睞。需要說明的是，龍泉大窯南宋至明代承燒御用白胎乳濁釉青瓷的窯場，屬于州府一級的官窯，因而除了宮廷用瓷外，大量同窯燒造的青瓷則以商品的形式進入了海內外貴族和百姓的生活。

　　龍泉官窯與烏泥窯

　　經(jīng)多年研究，我認為南宋官窯的發(fā)展序列是：余姚官窯→內窯→續(xù)窯→郊壇下官窯，這已得到窯址的出土物和熱釋光測定結果的證實。南宋人趙彥衛(wèi)的《云麓漫鈔》第十卷在述及青瓷時說：“今處之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此卷寫于開禧元年(1205年)，因此，這條記載的時間概念十分清晰——“今”是指開始編寫此書前后的一段時間；“近”即開禧元年前后很短的一個時期。“臨安”指代朝廷，“自燒之”的窯便為郊壇下官窯，而越州生產“艾色”瓷器的窯，就是紹興元年(1131年)四月之前設立的余姚官窯。值得注意的是，《云麓漫鈔》的記載顯示出續(xù)窯與郊壇下官窯之間的歷史不是直接相連的。古代制瓷全憑經(jīng)驗，窯工是技術的載體，技術在人與人之間傳遞而延續(xù)其生命，傳遞終止也就意味著技術的消失。因續(xù)窯與郊壇下官窯之間的間隔時間不長，故同一批窯工便可保持技術的連續(xù)性。那么，續(xù)窯停燒后，窯工去了何方？從考古資料看，南宋龍泉燒制黑胎乳濁釉青瓷的窯場，當為續(xù)窯制瓷工藝的延續(xù)地。

　　南宋龍泉窯的中心產地在大窯，此地出產的優(yōu)質瓷器曾被朝廷納用，所以大窯燒造宮廷用瓷的窯場屬于廣義的龍泉官窯。然而，清人所謂的“龍泉官窯”，主要是指龍泉生產黑胎乳濁釉青瓷的窯口。在大窯的窯址中黑胎瓷所占的比例極小，而這類瓷器卻是龍泉溪口南宋窯場的主要制品。

　　溪口南宋窯場有四點值得重視：

　　(1)黑胎瓷的制作相當精致，雖不及內窯，然總體上卻不遜于續(xù)窯，有不少器物可與郊壇下官窯的同類制品媲美，這表明它的制作工藝與南宋都城一帶的官窯相同。

　　(2)人們經(jīng)對比研究，認為此窯的黑胎瓷是“仿官”的，即仿郊壇下官窯的產品，這說明兩窯的黑胎瓷的年代相近。

　　(3)該窯出產的黑胎瓷不見于平民墓葬和居住遺址，可見它不屬于市肆行銷的商品瓷。

　　(4)龍泉大窯為龍泉窯的中心產地，那里的窯工所掌握的優(yōu)秀制瓷技術，完全可以滿足地方官府向朝廷進貢各類青瓷的需求，根本沒有必要再到遠離大窯的溪口另設生產貢瓷的窯場，這反過來說明，南宋溪口窯場的生產性質與大窯窯場不同，而與續(xù)窯一樣，其產品當主要供統(tǒng)治者使用。

　　因龍泉溪口的南宋窯場為遠離都城的州府一級的官窯，故在由朝廷掌控的郊壇下官窯設立后，該窯的窯火會因地方官府的各種需要而繼續(xù)燃燒。應該看到，南宋人所稱的“余姚窯”“內窯”“續(xù)窯”“青器窯”(郊壇下官窯)，均已被考古資料所證實，而“烏泥窯”則尚未被認知。南宋的《坦齋筆衡》、《負暄雜錄》在談到北宋官窯時說：“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這表明北宋晚期龍泉窯已進入統(tǒng)治者的視閾，但在敘說南宋官窯時卻不再提“龍泉縣窯”。按理說，南宋時龍泉窯的制瓷水平，足可與都城一帶的官窯比肩，其產品也被統(tǒng)治者納用，二書不應漏載，所以，我認為《坦齋筆衡》和《負暄雜錄》提及的“烏泥窯”，當為龍泉溪口燒制黑胎乳濁釉青瓷的窯場，南宋人用主要產品的胎色給窯場定名，是為了使該窯在窯名上有別于遐邇聞名的“龍泉縣窯”或龍泉窯。至于清人藍浦的《景德鎮(zhèn)陶錄》關于“烏泥窯”位于建寧府建安(今福建建甌)的說法，顯然屬于臆測，因為烏泥窯雖以產品的黑胎得名，但建甌附近的建窯在宋代所燒的黑胎瓷，表面施黑釉，南宋人是絕不會將它跟燒造御用青瓷的內窯及郊壇下的“新窯”相提并論的，所以，只有龍泉溪口窯場、“余姚窯”、續(xù)窯生產的乳濁釉青瓷與內窯、“新窯”青瓷才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