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青園骨灰林內的《生命》紀念碑前，一位遺體捐獻者的親屬手捧親人遺像寄托哀思。當日，市紅十字會和解剖學會在這里聯合舉辦追思會，悼念志愿捐獻遺體的逝者。 本報記者 饒強攝

    本報記者 劉歡

    昨天，北京市紅十字會和北京解剖學會在長青園骨灰林內的生命紀念碑前舉辦追思會，悼念志愿捐獻遺體的逝者。截至2013年底，全市已有17370人報名志愿捐獻遺體，其中8893人辦理了公證，1631人實現了遺體捐獻。盡管如此，本市教學解剖遺體的緊缺現狀仍未改觀。

    困境：“大體老師”缺口大

    去年，本市3家“志愿捐獻遺體登記接收站”共接收224名志愿捐獻遺體者，但這對于本市醫學教育和研究所需的人體解剖學標本數來說，還遠遠不夠。

    首都醫科大學解剖學老師王衛介紹，現在學校每年招收近1600名學生，臨床解剖學課程每年需要“大體老師”（捐獻遺體）六七十具。“但現在每年我們最多只有三四十具。”他說，“缺口非常大，十二三名學生才有一位‘大體老師’。而按照我們的教學大綱，應該每4名學生解剖一具遺體。”

    “解剖學是一門非常重要的醫學基礎課。”作為長期從事解剖學教學的教師，王衛深知遺體捐獻的重要意義。“現在的醫學生就是未來的醫生，尤其是需要給病人做手術的外科醫生，如果不了解人體結構，根本當不了醫生。”

    截至2013年底，全市已有17370人報名志愿捐獻遺體，其中8893人辦理了公證，1631人實現了遺體捐獻。2013年，3家“志愿捐獻遺體登記接收站”共接收224名志愿捐獻遺體者，進一步緩解了北京地區醫學教育和研究中人體解剖學標本過于緊張的狀況。

    改革：紅會或將參與調配

    從市紅十字會的統計來看，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部和首都醫科大學3家“志愿捐獻遺體登記接收站”的遺體接收情況并不均衡。以去年為例，協和醫學院接收的遺體捐贈約占總體數量的6成，而最為緊缺的首都醫科大學僅有三十余具遺體。

    記者了解到，通常一具遺體在醫學院校不能反復使用，但由于缺口較大，本市一些中專、衛校甚至已開始出現一具遺體反復使用的情況。對此，市紅十字會志愿服務處處長任小平表示，目前有關部門正在研究遺體接收流程的改革，今后各“志愿捐獻遺體登記接收站”接收的遺體或由紅會統一調配。

    “如個別醫學院的遺體數量夠用，可通知市紅十字會，及時調配給其他醫學院校。接收站以外的其他醫學院校如有需要，也可向市紅十字會提出申請。但具體操作流程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他說。

    探索：立法仍在調研階段

    據任小平介紹，目前本市尚未單獨就遺體捐贈立法，仍在依據1999年頒布的捐獻條例開展工作，捐獻手續過于繁瑣。“以往出現過多例市民登記表達了捐獻遺體的意愿，可去世后其親屬堅決不同意捐贈的情況。因此現在的捐贈手續比較復雜，需要本人自愿、家屬同意，還要攜委托人進行公證。”

    市紅十字會副會長呂仕杰透露，目前，就遺體捐獻立法問題市紅十字會正在調研，計劃去外省市“取經”，尚無確切的時間表。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遺體捐獻法規將與國際接軌，只要捐獻者本人同意即可。

    建議：應設“電子身份識別卡”

    在昨天的追思會現場，12年前兄妹四人一起申請遺體捐獻的任先生向市紅十字會建議，希望當初簽署的遺體捐獻協議能升級成為具有身份識別功能的電子卡，供捐獻者隨身攜帶。

    “十幾年過去了，我不知道以前填寫的那些紙質表格在需要時是否還能找得到。”他說，“現在電子信息化技術那么發達，制作這樣一張身份識別卡應該不太難。這樣一來，捐贈人在突發急癥或出現意外時，如果子女等知情人又不在身邊，通過這張卡片，其他社會人員也能把我們送到該去的地方。”

    記者了解到，目前遺體捐贈是捐獻者跟市紅十字會或接收站簽署紙質協議并公證，并沒有電子信息化的識別手段。一旦捐獻者過世，必須是委托人或知情人通知接收站，才能接回遺體。在一些突發情況下，若子女等知情人不在或不知情，包括市紅十字會和接收站工作人員在內的其他人，都無從知曉死者是否是遺體捐贈者。

    據了解，美國成年人幾乎都有駕照，它不僅是開車的執照，也是身份的證明，同時還是一份遺體或器官捐獻的同意書。目前廣東等省市也在研究駕照與遺體器官捐獻掛鉤的運作體系。

    新聞現場

    感恩無言良師

    梨花風起正清明。

    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長青園骨灰林里，一場特殊的追思會，令巍然聳立的“生命”紀念碑不似往日寂寞。一群身著白大褂的醫學院學生，手持黃白相間的雛菊，默默肅立，深情緬懷這些為醫學事業無私奉獻的無言良師。

    周圍的墓碑群上，娟秀的燙金字，鐫刻著1631個平凡又偉大的名字。他們身份不同，職業各異，卻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大體老師——這是醫學界對全體遺體捐贈者至高無上的尊稱。在生命最后一刻，他們將百年之軀，交給了醫學院那些尚待錘煉的莘莘學子。

    追思會上，數百名學生手捧花束，面朝紀念碑，向大體老師們深鞠一躬。

    崔健維是北京協和醫學院2011級學生，他非常欽佩這些遺體捐獻者的勇氣，每次上解剖課都格外認真。“他們將造物主最后一筆遺產贈與我們，去探索人體的奧秘。我們一定要用最認真的學習態度，回報大體老師的無言教誨。”

    這一天，不少遺體捐獻者的家屬也早早來到長青園。他們中，有的蹲下身輕輕拂去紀念碑上的塵土，有的帶來了滿含深情的家書念給親人聽，還有的將親手做的紙花貼在親人的名字旁……

    87歲的何其庸解放前是位地下黨。昨天清晨，老人坐在輪椅上，懷抱妻子的遺像，默默凝望著紀念碑。2010年，老兩口一塊辦理了遺體捐獻手續。三年前，老伴劉華先走了，老爺子每年清明前都要來這里陪陪她。“人走了，能最后做點兒貢獻，挺好。”老人的話，質樸平實。

    紀念碑上，一張貼在兩個名字之間的照片格外醒目。照片中，女士身著剪裁合體的旗袍，男士一襲白衫。二人相依而立，笑容和煦。

    “這是我父母70歲那年的合照。他們同一年生人，同一年簽署了遺體捐獻協議，同一年過世。”梁女士紅著眼眶說。她母親周竹英患有多囊肝和多囊腎，飽受病痛折磨，而這種病有50%的家族遺傳性，且醫學至今難以攻克。老人捐獻遺體的初衷也是希望醫學界能對這種疾病有所突破。在父母的感召下，梁女士今年也加入了遺體捐獻者隊伍。

    追思會后，一些醫學院的學生自發留下來，幫著擦拭紀念碑，整理花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