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些個案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以北京為例，從2005年到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由1538萬，增長到2069萬，增加了531萬，這差不多等于增加一個大型城市；而同期供應的住宅用地面積卻從1950公頃減少到1700公頃。北京是通過制造稀缺性提高單位面積的土地收益，并由此導致“面粉”和“面包”價格的共同上漲。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二、三線城市的房價趨勢和北京并不具有可比性，特別是那些曾經以大量土地出售換取了財政收益的地方，產品的過剩必然導致價格的下降，這是一個不可顛覆的經濟學常識。
從全國范圍看，即使排除極端案例，房地產供應過剩的情況依然非常嚴重。近日，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引用有關機構的統計數據稱：“全國空置住房達到6800萬套，總面積近60億平方米。”盡管有房地產機構對這一數據提出質疑，卻并未能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相反，房姐、房叔們動輒幾十、甚至上百套房屋，卻為向松祚的說法提供了例證。
事實上，即使除投資和投機性需求外的所謂“剛需”，也包括居住需求和居民個人資產保值避險需求兩種：一個是擔心房價持續上漲，現在不買以后更買不起；另一個是擔心通貨膨脹，由于缺乏資金保值避險渠道，所以價格“持續上漲”的房產就成了最好的保值工具。如果一旦形成房價不再上漲甚至是下降的預期，則會“剛需”不剛——即使居住型需求也會改買為租，居民會選擇把資金投向更有價值的領域。
利率市場化可能會成為房地產市場的一個重要拐點。一方面，由于盈利水平下降，銀行可能大幅度降低房貸規模，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更豐富的高收益銀行產品不斷出現，導致“以房保值”的策略不再劃算，居民買房保值避險的需求會得到大幅度的分流。兩種情況的疊加，會讓房地產過剩的情況顯性化，房地產市場則可能進入一個漫長的“有價無市”的“寂寞期”。（中國企業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