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有些地方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也是正常的，這個數據尚不算高，但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不良貸款率這類指標周期性很強，經濟好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好，破產的很少，還不起錢的很少，評級公司的評級也是順周期的，但一進入下行周期風險就集中暴露出來了。數據上往往有這種順周期現象，大家事先應該有心理準備，特別是當風險相互傳染時，不良貸款比率的波動會比較大。

　　與這個問題相對應的是在技術上對不良貸款的識別是否足夠穩健，需要盡量減少順周期性的放大作用。同時要看銀行的撥備怎么樣，不良貸款率高了，撥備也應相應提高，這樣就做了必要的準備。

　　日報：你是說銀行已經有撥備了，似應核銷掉損失，不良率就下來了。

　　周小川：我們很強調撥備，現在撥備率還是比較高的。但這里有很多具體技術問題，比如《破產法》執行的力度和效果。如果發生了貸款損失，但法律程序沒走完，銀行一時核銷不了，其實銀行可能已經計提足額撥備，準備好承擔并消化這塊損失了。如果《破產法》的效率不高，這個壞賬就必須先“趴”在不良貸款中，撥備也只能“趴”在那兒，核銷不了。因此《破產法》的執行效率是重要的。

　　日報：現在市場比較關心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積累了一堆債務，大家都在吸取教訓，而中國通過地方融資平臺積累了類似的風險。有人擔心中國銀行業可能會出現第二輪不良資產風暴，你怎么看這個風險？

　　周小川：地方融資平臺需要具體分析。首先，經過這輪銀行改革，很多銀行變得聰明了，不會簡單地給地方政府或者特別是沒有足夠保證的特殊目的機構（SPV）貸款。實際上相當一部分的融資平臺貸款，銀行都拿到了明確的保證文件或抵押品。當然，也有不少有問題的平臺貸款。

　　可能出現問題的領域在哪里呢？按照《擔保法》，地方政府是不能夠做擔保的，但是地方政府有一些部門有一定權力和渠道，比如交通部門對公路收費的定價是可以作保證的。類似地，其他地方政府的部門也各有渠道。

　　具體操作中，融資平臺內容各不相同，每家銀行做的可能都不一樣，每個項目做的也不一樣。其中，有的融資平臺實力很雄厚，有的融資平臺可能確實是空殼，需要進行詳細分析，要有一個理順過程。到底地方政府的市政類項目允許不允許融資？對于城市基礎設施、公用設施，是只能用已有的收入來做，還是可以借錢做并用將來的收入償還？制度上需要明確，工具上也需要明確。

　　日報：如果地方政府不能融資，城鎮化進程是否會受到影響？地方政府財政可能會更加緊張。

　　周小川：這是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中的問題。歐洲的一些老城市就沒有這個問題，這些城市已經歷經數百年的發展，新建項目每年也會有一點，但是投入有限，當年的收入可夠用來支持。但中國城鎮化速度非常快，新建項目的需求很大，當前財政收入尚不多，積累也很有限，但看起來未來會有很多的收益，所以就會考慮能不能夠通過時間軸的平移安排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融資工具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問題。

　　另外，現有的這些融資應該做分類處理。做得不合規的、存在潛在風險的，該提撥備的現在就提，提完了再看風險承受能力怎么樣，各家銀行要算自己的賬。

　　這里有一個問題，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中有一部分明顯是財政性的，恐怕地方財政是要認賬的。這意味著，這一部分是要加到地方政府財政債務里的。這需要劃清楚界限，當然，劃清楚也要花點時間。

　　日報：如沒人認賬，會是什么樣的風險？

　　周小川：對于具體項目，抵押品不一樣，保證不一樣，銀行手里拿到的承諾文件不一樣，導致具體的風險也不一樣。總之，一是高度警惕，嚴格紀律；二是開正門，堵邪門；三是加強監管，足額撥備；四是區別對待，爭取做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