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是外國投資者很難對別國政府的借債行為予以有效約束，這既是因為信息不足，也是因為外國投資者難以去約束主權國政府行為。國際組織在這方面可以有所作為，但現階段國際組織介入可能為時偏晚，如在最初介入會較為有利。
從上述分析出發(fā)，主權債務存在不少道德風險問題。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們就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也看到不同國家形成官民共識的程度不同，復蘇的歷程不同。從國際角度看，還發(fā)生過很多次債務危機，比如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值得做深入比較和歸納。
日報：但是，如將債務主要限于國內市場，國際投資者和國際金融機構又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周小川：如果能倒回到高債務以前的原點，即從“事前”的角度去再設計，肯定能有不少辦法。這不單純是“事后諸葛亮”，它對以后的機制設計會是有用的。從“事中”的角度看，人們仍可做一些轉換式的重組，使相當一部分外國居民（含銀行、企業(yè)）持有的國債轉換為由本國居民持有或國際組織持有，從而有助于促進國內共識和減少道德風險。
國際投資者最好先向國際組織投資，再由國際組織間接投資于別國主權債。還可以建立一個共同投資機制，即部分投資由國際組織進行，另一部分投資由國際投資者會同國際組織一并投資，比如EFSF就有這種設計。理論上，國際組織有較多影響主權國行為的能力，可設立借債條件。
當然，對于歐元區(qū)來說，由于采用單一貨幣，較難區(qū)分國內和國際債權人的身份。中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如果發(fā)債主體為省、市政府，而買債者大量都是外地人，就也會出現債務缺乏約束、定價機制失效以及道德風險問題。因此，如果能建立一個地方政府債務機制，地方債應主要出售給當地居民，因為當地居民會有更豐富的信息并去關心本地公共債務的可持續(xù)性，從而決定是否支持地方政府發(fā)債，這樣就構成了對當地政府債務的約束。有些設想在過去是技術上不可行的，但現在信息技術發(fā)達了，有可能行得通。
這也涉及到激勵機制的理論和實踐，有很多優(yōu)秀的經濟學家對此做過研究，比如拉豐（Jean-Jacuqes Laffont）和赫維茨（Leonid Hurwicz）等，激勵機制是解決體制問題的一個有益的角度。
溫州金融改革：
減少管制，允許試錯
日報： 3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的十二項主要任務，4月9日、10日，你到溫州調研。溫州的金融生態(tài)非常特殊，大家已經關注了很多年，為什么到現在才可能有這樣的改革和突破？難道還是只有危機才能推動改革?改革是不是來得太晚了？
周小川：其實這次去溫州主要不是調研，而是去啟動改革。調研工作，在方案公布之前就已經初步告一段落。國務院做出決定后，我們這次去溫州，主要是把改革的初始內容布置清楚，同時也聽聽浙江省和溫州市的各個工作組的看法。
溫州經濟有一個特點，大概有上百萬本地人在海外和外地經商務工，因此資金來源豐富，金融媒介的需求比較大，傳統(tǒng)金融服務不太跟得上。從溫州企業(yè)獲得銀行貸款的數量占比看，在全國其實已經是比較高的了，但由于涉及地區(qū)外經營，資金需求也更大。總體而言，溫州的民間金融比較活躍，對正規(guī)金融起到某種補充作用。但也有的民間金融搞非法集資、搞投機活動，甚至放高利貸，產生了一些問題。我們希望民間金融能走上相對規(guī)范、健康的道路。
現在啟動溫州金融改革，和去年8、9月溫州企業(yè)的困難有一定關系。市場經濟優(yōu)勝劣汰是正常的，但去年發(fā)生得比較集中，報道也比較多，國務院領導前去溫州考察，了解當地情況，同意溫州搞金融試點。最后定下來的方案，強調溫州的金融資源比較豐富這個特點，并配合民營經濟“新36條”的實施，對民間資本辦金融要給予更大的自由度。當然，還是要在加強監(jiān)督管理的前提下擴大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