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掛上鉤開始，國人對諾獎就開始空前關注，漫天猜測布滿文壇內外，國外博彩業也開出賭盤，甚至連星座分析師也前來插足預測了一番，所有的獲獎對象都被一一預測后，還有人說也許最終會爆冷。

　　到底是什么樣的“喜好”左右著諾獎評委，讓我們回顧一下近兩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找一找諾獎的獲獎規律。

　　語言是首要因素

　　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個怪現象讓讀者很難忽略，自1895年諾貝爾文學獎開設以來，獲獎作家多來自歐洲和北美，亞洲僅有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以色列的阿格農獲獎。難道是亞洲作品真的在藝術價值上低于歐美作品？答案是否定的，回顧這100多年來的亞洲文學，好作品數不勝數。那么，到底是什么讓亞洲作品難以在諾獎中站穩腳跟。語言，就成為了首要因素。

　　試想一下，如果你手上有一本英文書，所有單詞都認識，但就是看不懂，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文學作品是具有審美性的語言藝術，對它的價值判斷應包括思想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即便能看懂所有文字，也不見得能完全了解其中所蘊含的民族習俗、獨特的藝術表現。

　　亞洲作品很少以全英文書寫，評審學識再豐富也不可能了解世界各地的特有文化。于是，翻譯就成為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翻譯者對于作品的理解越深刻，作品自然越好，反之，必然會降低原有作品的藝術價值。所以，語言仍是左右諾獎價值判斷的條件。

　　群體記憶的描寫

　　從近十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描寫二戰或是種族主義的作品就占了一半。2007年的獲獎作品《呼吸秋千》與2009年的《金色筆記》就是典型。《呼吸秋千》講述了“二戰”結束時與納粹政權合作過的德國人受到的非人待遇；而《金色筆記》，其中的一部分則描寫主人公作為作家在非洲的經歷，涉及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

　　群體記憶是一個群體對自己特定文化經歷的記憶。有人認為，這是赤裸裸的對亞洲文學的不公。其實，這樣判斷有失偏頗，就像抗日戰爭對中國民眾造成的影響一樣，對于歐美來說，二戰、種族主義都是他們社會和個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描寫以群體記憶事件的作品，自然就更容易喚起讀者的共鳴，也獲得諾獎的青睞了。

　　理想主義的亮色

　　諾貝爾的最后遺囑中，提到諾貝爾文學獎對于“理想傾向”的重視。希望“授予在文學領域中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優秀作品的人”。于是“理想傾向”一詞，在諾貝爾獎105年的歷史中從未中斷。

　　我們如何去理解“理想主義傾向”？陜西青年學者陳倉認為，“就作品本身來說，諾文學獎的指向是作品的‘理想傾向’，很在意是否關注人類精神困境，作品的社會影響力。”要么是作品中主人公對真、善、美有強烈的追求，要么，是作家在作品中要肯定、倡導一種符合人性發展、人道主義的生存方式。

　　可以想象，如果作品沒有這一理想主義的“亮色”，獲獎是不可能的。（三秦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