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是一家教育機構，春睡畫院更像是一所“藝術實驗室”。畫院由高劍父主持教務，設有中西美術課程。學生們可以旁觀博涉，多方試驗。春睡畫風的多元化格局更讓傅抱石驚訝：高劍父從不維護“血統”的純正性，更反對學生模仿自己。“無論學哪時代之畫，總要歸納到現代來；無論學哪一派、哪一人之畫，也要有自己的個性與自己的面目。”也正因如此，觀眾才看到了方人定中西結合的人物，關山月昂揚怒放的梅花，還有黎雄才蒼茫大氣的“黎家山水”。
高氏兄弟將美術教育視為“國畫革命”的重要戰略。當時，春睡畫院緊貼現實的風氣對有志青年無疑極具感召力。高門弟子也一律“有教無類”：其中既有農民、報童、疍家，也有理發匠、茶館學徒、打鐵徒工。高劍父的識人慧眼，同樣為人津津樂道：他在路過肇慶時發掘了黎雄才，關山月則是他在中大“揭穿”的“冒牌旁聽生”。對于窮苦人家，畫院一概免其學雜，有潛質者，高劍父甚至不惜重金資助他們出洋留學，黎雄才赴日深造就得益于老師的支持。
就在春睡畫院蒸蒸日上之際，一場史無前例的全民抗戰爆發了。他們倡導的藝術主張也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驗。在日軍轟炸下，春睡畫院化作一片頹垣敗瓦。高劍父避走濠江，長子失蹤、夫人病逝的打擊接踵而來。雖是見慣槍林彈雨，孑然一身的他，心中還是不免凄惶。手中的畫筆，也收起了昂然出鞘的劍鋒，轉而變得怨憤蒼涼。他的《白骨猶深國難悲》極盡凄厲之能事，觀之大有老杜“新鬼煩冤舊鬼哭”的哀感。
戰爭的苦難，也讓劍父師徒徹底融入到民族的“大我”之中。高劍父用自己的筆下丹青，為亂世點起一盞明燈。硝煙中誕生的《東戰場的烈焰》，就以凌厲的筆觸痛陳日寇侵華罪惡。《撲火燈蛾》則影射侵略者自取滅亡，油燈里的光芒照徹了整個畫面，昭示抗戰必勝的信心。春睡畫院留澳師生還舉辦畫展，義賣賑濟難民，表達他們共赴國難的堅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