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高劍父從南亞之行找到了折衷精神的正源。印度藝術便是將希臘、波斯、埃及諸家共冶一爐。在阿旃陀石窟里，出神入化的佛像壁畫讓他徹悟了東方美學的神髓。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將這些壁畫臨摹回國。此行洗去了高氏在日本時期的模仿痕跡，留下了簡練圓渾的線條、厚重稚拙的筆觸、古樸深沉的紅褐色調，幻化出寧靜澄澈的佛家意境。畫家本人也自信地表示，經過“一變、再變、三變”，敢說“擺脫一切，完全自我表現了”。

　　載譽歸來的高劍父，走向藝術生涯的全盛時期。他已超脫新舊爭鳴的是是非非，在大江南北頻頻展露身手：高劍父多次擔任全國性美展評委，作品亦屢獲殊榮。在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期間，“春睡畫院展覽”也隨之帶往寧、滬，將嶺南發端的藝術新風吹送到長江流域。“新國畫”的集體亮相引起畫壇震撼，就連畫家傅抱石也要慨嘆：“中國畫的革新或者要希望珠江流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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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英才匯入抗戰洪流

　　高劍父一生都與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漫長的教育生涯，幾乎貫穿了20世紀前期中國美術教育的改革歷程：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各類新式學堂擔任圖畫教員；直到逝世前不久，他還在南中美術院和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執掌教鞭。他冗長的履歷表里最閃光的一筆，當數1923年創辦春睡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