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汪曾祺先生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家，他的字也寫得好，畫畫得清雅。《受戒》是他在六十歲寫的小說，還保持了那種清新、淳樸、鄉(xiāng)土的氣息。這是不是很值得研究？

　　賈平凹：每一個作家都有個人的情況，或者因為他的能量的大小問題。其實人干的東西，最后都是能量的東西。你能量大就走得更遠些，你能量小很快就消失了、衰敗了。一個藝術家都必須有能量。看你是一個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我覺得是比能量。

　　時代周報：現在回過頭來想，商州鄉(xiāng)土的氣息，是不是你能量的源泉？

　　賈平凹：最早是以那個為根據，后來不停地擴大了。這十年寫的長篇基本上還是借用那個殼子，但實際上內容已經放大了。我這十年的小說，早都改了傳統(tǒng)的東西，不相同了。我最早寫字喜歡的是魏碑，但寫寫就不喜歡了。那些東西我怕太過了，啥東西一過就做作了，不自然。小說也是那樣。

　　時代周報：從氣來講，你的小說和字畫里面為什么老有一種禪的味道？

　　賈平凹：我比較安靜，比較沉穩(wěn)一些，就有力量一些。所以，我的字越放大越好看，小了反而寫不好。但是，安靜也是佛里面講究的一個東西。所以，各種字體能夠看出這人當時的生命狀態(tài)，所處的環(huán)境，包括弘一法師寫的字，很安詳，是寫經文，必然就不一樣。像顏真卿是當大官的，寫字是很恢弘的氣象。所以人說：文如其字，字如其人。我沒見過人，我把你的字一看就知道你這個人富貴不富貴，當然富貴和窮酸不影響藝術的大小，但是當中能看到是一個什么樣的命運，性格怎么樣也能看的。

　　時代周報：所謂五十而知天命，你現在相信自己的天命嗎？

　　賈平凹：最后不相信也沒辦法的，也得相信。人到五十以后，我就說：一切都是神來安排了。實際上，從科學的角度來講，一到這個時候，你的河流必然形成一個大流，有了一個大的趨勢。你能流多大，能流多遠，現在積這么大的水，將來肯定能流更遠些。你到五十來歲，水只有這么點，那肯定流一點就干枯了。所以，能把握這種往前發(fā)展的趨勢，就是知天命了，實際上就是知道能量有多大了，還能創(chuàng)造些啥東西，心里有一個榜樣了。

　　時代周報：商州、西安、陜西、中國以外，你對這個世界還充滿好奇嗎？

　　賈平凹：永遠充滿一種好奇，誰也看不透這個東西，你才可能走上藝術這個路子。你如果啥都不管，只關心你屋里老婆啊這些事情，那你不是干這行的。干這行，有時覺得荒唐、可笑得很。

　　時代周報：中國近三十年來，很像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三十年的變化是一個天翻地覆的。中國的文學藝術在全球化的沖擊下，如何出現一種新的氣象？

　　賈平凹：這個社會在巨變，各種思潮、各種觀念一塊都來了。各種外國的東西都過來了，國人如果說在文學、藝術上有野心，肯定關心和研究中國與世界的一些東西。如果只是埋頭滿足于這一幅字、一幅畫能賣多少錢，當然不會關心這個事情了，不管世界會發(fā)生什么事情。但是，那樣我估計也弄不成個啥。

　　時代周報：我來西安之后，回想漢唐時代中國跟世界的交流是很有氣象的，也許那時候就有“世界之中國”的意識。今天國人應有更開闊的視野。

　　賈平凹：一個國家強大以后，人的意識才能想到更多的東西。比如說人窮得要命，家里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不可能考慮更多周圍的事情。像美國現在不但關心地球上哪里發(fā)生什么事、什么矛盾，當然要以維護它的權威為基本條件來管好這個事情，同時也是在管人類出路的問題。因為整個人類出現困境，不光是藝術出現困境。藝術的困境實際上是人類出現了困境。人類出現困境，美國和歐洲一些人，在整個世界目前這個水平來看人家還是先進的，人家是考慮更多，是要管地球上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要考慮人類出路，才走得遠，到火星或者是月球。國家強了有這種意識：怎么解決人的環(huán)境污染問題，人類最后出路的問題。表現在文學、藝術上，美國的影視上經常都是寫人類未來，或者是和外星人怎么作戰(zhàn)。反過來看咱中國，中國人由于長期比較落后、貧困，顧不得管周圍的人，只管自己吃、穿，怎么發(fā)展。當然慢慢才覺醒，這樣中國的文學、藝術容易寫現實，但是又不敢，又要表現祖先也挺厲害的，所以是回顧歷史，影視劇、文學不停地寫秦代、漢代、唐代。經濟發(fā)展、國家強盛，人才能開放自己的意識。我經常講，在文學上一定要有現代意識，現代意識實際上是人類意識，地球上這么多人，大多數人在想啥，大多人在干啥，咱應該追尋這個東西。當然追尋中可能發(fā)現你好多不對，再去慢慢解決你自己的問題。比如說，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出現貧富差距問題，分配不公的問題，腐敗問題，這些問題和人類大多數的想法、做法的不一樣，所以就不停地要糾正和改進咱的這些毛病。文學藝術基本上還是依附在經濟上。所有藝術都是吃飽飯以后產生的東西。（時代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