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顧勞動教養制度的歷史時，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基本處于停辦的狀態。這可能讓人覺得奇怪：“文革”是非法治的產物，為什么反而容不下勞動教養這個制度呢？我個人認為可作這樣的解釋，那就是“勞教”雖然在今天看來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礎，但它仍然是一種“有規則的治理”，這與“文革”的“無法無天”是不同的。

　　不過，由于這種“規則”在制度設計等方面存在缺陷，因而與我們現在提倡的“依法治國”和“保障人權”等理念有矛盾之處。突出表現在：

　　首先，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形同虛設，勞動教養審批權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目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雖有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負責人兼職組成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但實際上勞動教養的決定權在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在勞動教養案件中既扮演運動員的角色，又扮演裁判員的角色，不符合分權制約的原則，不利于保證勞動教養案件的質量。

　　其次，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與其實際嚴厲程度不相適應。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本來是不夠刑事處分的人，但從勞動教養的期限以及剝奪被勞動教養人員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卻比適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這兩種刑罰還要嚴厲：管制的期限為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拘役的期限為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而勞動教養的期限則為一至三年，必要時還可延長一年。不僅如此，刑法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下，還可適用緩刑，而勞動教養則無此類規定。

　　第三，勞動教養在實踐中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和混亂性。由于勞動教養的審批權事實上由公安機關一家行使，從而致使：不夠勞教條件的，作了勞教處理；本應追究刑事責任的，降格作勞教處理；有些案件，證明有罪不足，但又沒有充分證據否定有罪，公安機關為避免被檢察機關退回，干脆不移送檢察機關，而采取勞教的辦法；還有的案件，檢察機關已經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果被不起訴人在押，應當立即釋放”，但公安機關不但不放人，反而對其處以勞動教養。此外，《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頒布后，有關部門又相繼頒布了多達幾十個規范性文件對其進行補充，這些規范性文件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單行條例、決定；國務院及其有關部委頒布的行政法規、規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以及其他一些“通知”、“批復”之類的規范性文件。它們散見于各種效力不一的法律、法規和文件中，既零散又混亂。由于“法出多門”，加上一再擴大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致使“勞動教養變成了一個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裝”。

　　基于上述問題，我們正在考慮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革，立法機關已經著手起草《違法行為矯治法》。從學界的討論看，我們在以下幾點是達成共識的：一是要將勞動教養的決定權由現在的公安機關轉交給法院，也就是所謂的“司法化”，相應地，要賦予當事人的聘請律師權、上訴權等權利；二是要使各種可處勞動教養的行為明細化，克服目前勞教行為規定過于籠統的弊端；三是要降低勞教的嚴厲度，縮短勞教期限，通過切實的人格矯治來代替簡單的強制勞動，使之真正區別于刑罰；四是要縮小勞動教養對象的范圍，該治安處罰的給予治安處罰，構成犯罪的判處刑罰，該交還給社會、家庭、個人的交還給社會、家庭和個人，同時，要針對不同的行為主體，設置相應的矯治措施。

　　為什么勞動教養不能像有些人所主張的那樣將其徹底廢除呢？這里涉及一個中西刑法的結構差異問題，那就是西方刑法大都只有質的規定，而沒有量的規定，中國刑法卻不僅有質的規定，而且還有量的規定，如盜竊，在西方，只要你實施了盜竊行為，就可構成盜竊罪，而我國刑法則規定只有當盜竊數額較大時才構成盜竊罪。雖然我國刑法之下還有一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但無論刑罰還是治安處罰，都側重客觀行為方面，重在“懲罰”，而對那些“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氣死公安、難倒法院”的人來說，由于其具有較大的主觀惡性，需要專門的措施來加以矯治。另外，中國的刑法缺少“保安處分”這一部分內容，而現行勞動教養的部分內容可以視為對這方面的彌補，如對多次賣淫嫖娼、有嚴重性罪錯者實行勞教。還有就是目前中國的社會治安總的來說還面臨很大的壓力，要一下取消這樣一項對維護社會治安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也不現實。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思考勞動教養制度時只能立足改革而不能立足廢除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