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5日電 題：中外法學專家“智囊團”有何“錦囊”

　　中新社記者 張素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目前有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的63名專家委員。這個由中外法學專家組成的“智囊團”，通過接受委托開展糾紛調解、提供域外法相關意見等方式，在公正高效解決國際商事糾紛方面發揮作用。

　　近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場主題為“合作對話、多元融合、和平發展”的研討會上，“智囊團”集中展示司法“錦囊”。

　　成立國際商事法庭

　　伴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推進，跨境貿易投資持續保持增長，中國法院受理的跨境民商事案件呈上升趨勢。2013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審結一審涉外、涉港澳臺民商事案件近50萬件。

　　英格蘭和威爾士高等法院商事法庭前庭長威廉·布萊爾(William Blair)從2018年就開始擔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也是在那一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揭牌，迄今受理國際商事糾紛42件，審結29件，標的額人民幣100多億元。

　　近年來，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支持蘇州、北京等地12家中級人民法院設立地方國際商事法庭。布萊爾說，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成立受到廣泛歡迎，12個地方國際商事法庭則“有助于推廣司法機構處理此類案件的經驗”。

　　“地方法院國際商事法庭的蓬勃興起，有助于我國積極開展國際商事審判工作。”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黃進說，建議推動建立統一協調、上下呼應、有機銜接的國際商事審判體系。

　　黃進表示應考慮擴大國際商事法庭管轄范圍，比如依法受理涉及外國國家的商事爭端。他還建議遴選港澳地區的中國籍法官擔任國際商事法庭的法官，進一步提升法庭的吸引力與競爭力。

　　促進中外司法交流

　　自成立之初起，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就肩負著推動中國法治與國際法治協同發展的任務。此番通過交流，“智囊團”匯聚起不同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智慧。

　　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訴庭法官兼國際關系主管法官莊泓翔(Steven Chong)介紹了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模式。他說，提起訴訟時可以選擇訴狀路徑、陳述路徑或詳細書面陳述路徑，“當事人可以就最熟悉的路徑達成一致，法院也可以考慮當事人之間達成協議”。

　　同樣著眼于程序的靈活性和自主性，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引起廣泛關注。據知，該機制把早期中立評估、訴訟、調解、仲裁等多元解紛方式都有機銜接、有效對接起來。

　　英國倫敦貝德福德大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振輝(Ng Jern-Fei KC)說，“一站式”平臺連接調解、仲裁和訴訟，為中外當事人提供多元化的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服務，“這一機制展示了中國法律體系的現代化和國際競爭力”。

　　“訴訟程序需要一些剛性規定，對于違反程序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應有明確具體規定，并在處理案件中予以適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委員張勇健說。他在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和卡塔爾國際法院暨爭端解決中心擔任國際法官已逾一年半時間，通過案件審理并對比中外法律規定，認為“程序規定可被賦予更重要的功能”。

　　攜手應對危機挑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性問題加劇，“智囊團”積極發聲，以期攜手應對挑戰。

　　“在全球化的今天，國際商事爭端中公法與私法相互交疊的情形日漸復雜多樣。”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前主席趙宏說，國際交往中，應當以謹慎態度對待以公共利益限制國際商事交往的情況，在各國司法相互尊重與禮讓的基礎上，實現對民商事爭端的公平公正解決。

　　德國海德堡大學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馬培德(Peter Malanczuk)注意到，中國在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方面逐步放開，近期政策發展也反映了中方對支持經濟發展和國際合作的重視。

　　“跨境爭議變得更加復雜，無論是訴訟標的的巨大體量，還是當事方的多樣性、案件的技術性、證據的復雜性。”莊泓翔說，為應對挑戰，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已設立技術、基礎設施和建筑組，由其專門處理復雜的技術性爭議。

　　與會專家也就人工智能在司法、仲裁、調解領域的應用前景進行展望，普遍認為人工智能將繼續發展，在爭議解決實踐中得到更深入的整合。但正如國際商事仲裁機構聯合會主席伊斯邁爾·西里木(Ismail Selim)所言，其整合必須得到謹慎管理，需要“制定明確的指南、倫理標準和監管監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