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58秒，能聽到有人在視頻中表示，“這些東西我都要！”“你派個鎮上的人，好好地給我打包，不要讓它……”。此人后被閔行區政府的代理律師張鵬峰確認為閔行區公證處副主任朱明達。

　　此外，雖然畫面沒有顯示，但不時可以聽到房間內有搬運重物的聲響。基于這些內容，劉家認為，4月27日當天發生的，實際上是一場公開的洗劫。在法庭上，原告方也多次使用了“洗劫”一詞。

　　被告代理律師張鵬峰表示，這些內容實際上是割裂了具體的對話場景而誤導了公眾，被挑選出的對話實際上完全是正常的公證工作流程。

　　張鵬峰認為，提示公證人員不要把別人拍到，是因為公證本來就不應該拍攝到公證內容以外的內容。而上樓之前問“是否清理光了”，實際上是正當的程序，是清理人員先上去清理。至于打包，則更是非常正常的工作內容。錢給派出所，是因為貴重物品害怕遺失，交給公安機關保管，也很合情理。

　　張鵬峰并未向法庭提供錄像涉及人員的筆錄等證據。據中國青年報記者多方了解，通常公證視頻的錄制，本身就應該涉及整個公證過程，誰進行的清點，誰負責打開的箱子均應該記錄在公證視頻中。

　　此外，視頻錄音中涉及玉器，但這些玉器至今沒有出現在任何公證文書中。

　　張鵬峰指出，這段視頻是由被告提供給原告的，自己的律師團隊看了幾十次，都沒有發現問題，結果卻被原告斷章取義發布給了媒體。張鵬峰在法庭上特別強調，執行現場有很多的執行人員以及非執行人員，不可能有光天化日之下的搶劫，“請不要侮辱我們的智商”。

　　公證引發爭議

　　2012年4月27日當天究竟發生了什么，現在已經很難還原，但可以確定的是，相較于博物館內數量巨大的財物，強拆當天的公證存在相當的不足，這也是本案引發如此巨大索賠額度的關鍵。

　　參與了4月27日拆遷的公證員表示，他們到達現場時，被執行人已經被“強制帶離”，因而他們無法通知被執行人。

　　整個拆遷過程到底有多少臺攝像機，公證是從何時開始的，至今仍然存疑。“4·27”拆遷現場總指揮陽勇建(時任閔行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現任建交委副主任)及現場公證員的筆錄都顯示，他們是當天8點35分到達現場并開始進行公證的。但公證處提供的《1233公證書》中，編號為001的現場監督照片的屬性顯示，該照片的拍攝時間為早上6點40分。

　　而6點40分，實際上正是強拆人員到達現場，并對劉光嘉夫婦實施“穩控”的時間。

　　按照通常的習慣，一次強拆應該只有一本公證書，但是劉家的這次強拆卻有兩本不同編號的公證文書——分別是《1087公證書》和《1233公證書》，前者對應劉家宅基地和魚塘上工具屋范圍進行公證，后者則是主要針對宅基地407.91平方米合法建筑物范圍內的公證。

　　劉光嘉的代理律師胡炯明表示，閔行區人民法院的拆遷檔案中并無《1233公證書》，他們是得到法院的許可去拿公證書時，公證處問他們要哪一本，他們才拿到的《1233公證書》。

　　另外，按照陽勇建和現場公證員的說法，當天閔行區公證處共分4組，用4臺攝像機對不同區域進行了拍攝，其中只有一臺攝像機是負責拍攝室外的情況。但《1233公證書》提供了37段室外公證視頻，其中有若干段的拍攝時間相沖突，不可能由一臺攝像機拍攝完成。

　　《1233公證書》的視頻中，還有一臺攝像機拍到了另外有人拿著一臺DV機在進行攝錄。陽勇建表示，當時確實有工作人員在記錄，然而，因為公證處的記錄“非常詳細”，所以這份記錄并沒有保存，因而無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