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學路上，姐妹倆相約在山上拾瓢子。隨著撤點并校，大山深處的教學點相繼停辦，大山里的孩子們上學不得不又趕幾里的陡峻山路。記者 張鵬攝
王世明老師的背影。記者 張鵬攝
一陣疾風暴雨，山洪咆哮而下，阻斷了學校通向外界的道路。暴雨中，小山村突然停電，昏暗的燭光中，校長郭巨堂不停地念叨：“娃娃們應該都回到家了！”
郭巨堂的擔心事出有因。他所在的宕昌縣臨江鋪鎮張家莊小學，恰好處在臨近3個村莊中央的孤島上。學生們上下學都要穿越山谷、跨過小溪，才能走到通往村子的水泥路上，而且有些則需翻山越嶺才能回到家。每逢下雨，山洪暴發，溪水猛漲，師生就回不了家。
令郭巨堂難以忘懷的是，前年夏天的一個午后，暴雨過后山洪暴發，洪水阻斷了學校的出路。眼看學生無法回家，他一個個打電話，請家長來學校接孩子，可任憑郭巨堂怎么央求，就是沒有家長來。
“有些家長在外地，有些則不愿意來，要求老師送孩子回家。”無奈，郭巨堂和老師們只能守著孩子，直到洪水完全退了，才將學生一個個翻山越嶺送回家。等自己回到家，已是凌晨，且身體已經被摔得傷痕累累了。
近日，在甘肅省隴南山區走基層，中國青年報記者來到張家莊小學的時候，恰逢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老校長郭巨堂不停念叨著孩子們的安全。回想起前年那次雨后受困、孤立無援的經歷，這個男人陷入憂思。
西秦嶺、岷山兩大山系支脈的復雜交錯造就了隴南的山大溝深。山高、谷深、坡陡、地少、土薄的特征，注定了宕昌一帶長期處于農業社會且難以脫貧的現實。來自官方的數據顯示，2013年，宕昌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3252元，而在一年前的2012年，這個數字還只有2550元。
遍閱近年宕昌縣的政府工作報告，狠抓勞務輸出一直是該縣的重點工作。2013年宕昌縣輸轉勞務工10萬人，創勞務收入10.5億元，向省外輸送勞務移民3000多人。
而事實上，無論民間自發的移民還是政府大規模的政策移民，新千年以降，從未間斷。青壯年紛紛逃離鄉土，老人、孩子孤獨留守，這樣的現狀在西部鄉村再普遍不過。原本基礎薄弱的鄉村教育正是在逃離大山的大潮下苦苦支撐。
鄉村教師，曾是受人尊敬職業
從1981年開始擔任村學校長，郭巨堂在大山溝里一呆就是30多年。早年間，作為村里僅有的幾個知識分子，郭巨堂雖然清貧，卻也受人尊敬，書教得有聲有色，村民很認可。
可這些年，令他難以解惑的是，自己的學校逐漸成了一座“孤島”，除了幾十個學生和幾個老師，學校和村里好像沒有任何聯系，村民們也很少會來到學校，學生一進校門，所有的事情都得由學校來承擔。
張家莊小學是“撤點并校”的產物。2007年，郭家灣村、張家莊村、羅黃家3個村子加起來尚有1639口人，短短幾年過去，就減少了300多人，移民多移至新疆、酒泉瓜州一帶。
隨著移民步伐的加劇以及鄉村適齡上學兒童的減少，2006年，縣教育局將周邊郭家灣村、張家莊村、羅黃家3個村子的學校關停，在距離3個村莊差不多遠近的位置新建了這所小學，孤零零地矗立在溝口旁的一塊半坡上。目前張家莊小學只有學生151人，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減少。
郭巨堂還記得，自己剛參加工作時，村子里人氣很旺，村民都還耕田種地，一到農閑時節，人們就會三三兩兩來到學校，和老師們談天說地，聊國家大事，有時候還會聚在一起下下棋、打撲克；平時誰家有人來信了，都會到學校請老師念，并請老師代筆回信。
那時候，老師們一到節假日，也會去村民家串門。張家莊小學代課教師王世明家離學校有幾十里地，經常不能回家，每到節假日，他都會去學生家里做家訪，每到一家，全家人都在等待他。家里沒有好吃的，就煮倆雞蛋，做碗洋芋面，全家人圍在王世明身邊，談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請教他如何回家指導孩子上學。此外，還會和他聊起生活中的各種遭際和瑣事。
在郭巨堂的記憶中，很長一段時期里，學校成了農村的文化教育中心，村民們有事兒沒事兒愛去學校逛。如此一來二往，鄉村學校的老師和村民的關系比村長還熟絡，村民尊敬老師，老師也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好務，學校里有啥事，不用招呼，村民就趕過來了。
財富是衡量成功的惟一指標 學校與村民幾成平行線
可近些年來，郭巨堂明顯感覺到，學校和村民們之間的疏離感在加劇，逐漸淪為鄉村社會的一方“孤島”。
郭巨堂眼看著村民一個個離開土地，打工掙錢，蓋了新房，日子越過越好，但對學校和老師的認可和需求遠不如前。較之以前的經常前來問事、請教，如今的鄉村，物質財富已然成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唯一尺度，年輕人長期在外打工，即使回到老家，不但不會來學校，見到郭巨堂，還會炫耀一番自己一年掙了多少錢，對他多年獨守清貧當老師不僅不屑一顧，還不乏各種恥笑聲。
村民們陸續發家致富，鄉村教師則一如既往清貧度日，二者的價值取向也漸行漸遠，鄉村學校和鄉村社會之間的藩籬自然形成。如今的張家莊小學，自覺無趣的鄉村老師很少走村串戶，做家訪的也寥寥無幾，學校和村民已近乎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
“學校是學校，村莊是村莊，完全成了兩張皮。家長沒人關心孩子的教育。”郭校長痛心地說。農民的錢袋子一天天鼓起來，老師們愈顯清貧，不再受人待見，昔日熱鬧的學校也逐漸無人問津。一輩子獻身山區教育，對于學校和農村社會關系的變遷，郭巨堂有著獨特的洞察和切身的體會。
無獨有偶。筆者近日在甘肅省臨洮縣基層采訪，農村學區教育工作者也有類似困惑。在臨洮農村，隨著年輕家長大量外出務工，農村學校已成為留守兒童的管教中心，家長把孩子放在學校，就放心去外面打工，對孩子平時關心很少，回家也很少進學校。如此一來，鄉村學校和鄉村社會的聯系只剩下師生一條線，面對近乎空白的家庭和社會教育，學校教育成了農村教育唯一的主角，而學校脫離農村社區，僅憑自身努力，要扛起農村教育的這面大旗，著實堪憂。
學校逐漸喪失了鄉村文化高地的地位
當然，鄉村教育和鄉村社會的疏離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鄉村教育很難解決鄉村社會的需求。一方面，農村家長昂貴的教育投資收益率正在變得越來越低，導致農村家長對教育的期望值降低。鄉村教育因為缺乏好的師資，教育質量的低下導致學校升學率不高。此外，在隴南農村地區，農村學生“初中畢業即打工”的現象非常突出。相比通過教育改變家庭命運的道路，打工經濟來得更快捷，更直接。另一方面，隨著鄉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村文化的虛化或者空洞化現象明顯，鄉村教育目前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功能，填補傳統鄉村文化式微留下的空白地帶。換句話說，鄉村教育喪失了營造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喪失了鄉村文化高地的地位。
更直接地說，目前的鄉村教育和鄉村社會是脫離的，缺乏必要的交集。可以試想一下，如果鄉村教育可以培訓農民，推廣科技，提供文化，滿足鄉村社會的一些需求，鄉村教育將是另一番景象。
從昔日鄉村學校是鄉村社會的文教中心，到如今逐漸淪為鄉村社會的“孤島”。被孤立的恐怕不僅僅是校園里的幾個教師，而是農村社會在發展致富過程中對傳統知識、鄉村文明的漠視，這固然有學校關門辦學的原因，更重要的或許是在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大潮中，鄉村社會受裹挾后的無意識躍進和急功近利所致。(記者 馬富春 張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