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武漢市十二屆三次會議召開前夕，武漢市政協委員侯立新說出了今年的提案：“霧霾天里，我接診的病人中，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明顯變多了。”侯立新建議，霧霾天戶外工作應考慮發放“霧霾補貼”。（1月5日《武漢晚報》）
一種觀點認為，發放霧霾補貼將降低地方政府的治霾積極性，而緩解霧霾傷害的根本之道還是加快空氣污染的治理。這種理由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空氣質量的改善，絕非一日之功。在霧霾已經嚴重危害到人體安全的情況下，發放霧霾補貼，就應該是一種直面現實的理性之為。事實上，霧霾津貼也并非針對每一個人，如果認為發放補貼就使政府的治霾動力下降，理解未免過于狹隘。
減少霧霾傷害與源頭治霾并非對立。從國外的治理經驗看，治霾必然是一項跨度長，涉及面廣的系統工程。源頭治理固然要擺在極端重要的位置上，但在這個過程中，如何使霧霾的傷害降到最低，也是不應該回避的問題。無論是從公平還是人本的角度，給室外工作者發放適當的補貼，提供必要的防霾裝備，甚至根據霧霾天氣靈活調整工作安排，都是必要的應對之舉。
當然，需要警惕的是，要防止霧霾補貼在發放過程中的執行走樣。如此前在南京就出現過“防霾口罩給干部，工人戴普通口罩”的荒唐鏡像。對于霧霾補貼，理當秉承“最需要者優先”的補助原則。其次，霧霾補貼發放的具體標準該如何確定，應該引入討論機制。霧霾指數達到什么程度可以發放，發放多少，哪些群體可以獲得，成本該怎么分擔？都應該在深入討論基礎上達成合理的共識。
治霾從根本上說是為了讓人生活于更好的環境之下，發放霧霾補貼則是為了讓那些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人更好的生存，以此而言，發放霧霾補貼應該成為治霾行動上的必要補缺。當然，在更大意義上，與其說發放霧霾補貼，是一種減少霧霾之害的無奈之舉，不如說它是以人為本的政府應該展示的人本關懷。具體該怎么發是其次，更關鍵的是，它應該讓人在這種細節中去發現，在應對霧霾上，無論是治污，推動產業升級，還是在減少霧霾的傷害上，職能部門都已經開啟實實在在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