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最要緊的人是約瑟夫·普賴德。”
張學良回憶：“自個兒想啊，我年輕時候，影響我的人很多，主要還是受青年會里的人影響比較大。大概可以這么講，我認識的人，可以說是很復雜，什么來路的人都有，但在青年會里認識幾位朋友，都很有思想，而且幾乎是終身朋友啊。”
在這些朋友中，“對我最要緊的人就是約瑟夫·普賴德（注：約瑟夫·普賴德（1886—1980），美國賓州人。曾任奉天基督教育青年會牧師、總干事。1922年，協助張學良參與調停第一次直奉戰爭。）（Joseph Platt）。這個人，沒有貴族思想，他不但是平民思想，我那時候很不愿意做闊少爺，他對我比較同情。”
普賴德是一個“極端和平主義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反戰而入獄，出獄后致力于基督教青年會工作。1918年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在青年會，我受西方傳教士的影響，超過本國師友。”最要緊的人是普賴德。為了紀念普賴德，張學良將自己的英文名字稱為Platt。張學良評價他是一個“guider”，引路人、指導者。“那時年輕，不怎么談政治上的事情，主要是談些思想方面和學問方面的問題。他給我講一講美國的歷史故事，談談美國過去有名的人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談學習上的事兒，留學呀什么的。”“青年會不是就他一個干事，還有一個英國人，但我跟Platt最接近。我的思想受他的影響相當大。我有些活動都是從青年會來的，參加游藝會啊，賑災捐錢啊，都是受他影響。我那個時候很不愿意做闊少爺，想離開我的家庭，Platt他贊成我的想法，并希望我到美國去讀書。”
如果放眼張學良的百年人生，張學良在青年會的這段經歷，可視為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思想驛站。此前，他所接受的知識和影響，主要來自于歷史傳統，即儒道釋思想，參加青年會后，他吸納了許多歷史傳統中所沒有或不清晰的思想。
從張學良以后的思想發展脈絡看，他凡事愿與西方對比，并在對比中尋找自己國家的不足；他積極推進東北現代化建設，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教育都極力效仿西方；他積極主張和平主義，反對戰爭。除思想有了進步外，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如網球、高爾夫球、籃球、騎馬、射擊、橋牌，有的玩得很精。自己會開汽車，駕駛飛機，也愛冒險，如1927年在保定光園試摩托車，掉入池塘，把在場的楊宇霆嚇得說不出話來。娛樂活動他最愛跳舞，雖軍務倥傯，也抽時間跳舞。（注：溥杰：《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1921年，結識了風塵女子谷瑞玉，養為外室，1927年資遣了她。不難看出，張學良在踏入社會以前，他的思想、為人及生活方式都帶有相當濃厚的西方色彩。“青年會里的朋友們給予我的鼓勵、教誨，啟發了我一個信念——我可以做些事情，我應該獻身于社會，我應該為我的國家盡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