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欣，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傳播與公眾參與專家組成員

    作為我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中國大運河近日成功申遺。大運河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運河三個部分，始建于公元前486年，曾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對此，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了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傳播與公眾參與專家組成員、文化遺產傳播專家齊欣。在他看來，大運河文化遺產申遺成功，是社會各界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國青年報：大運河申遺成功會有怎樣的社會影響？

    齊欣：我們可以用最通俗的方法，將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的影響，劃分為“自身價值”和“身外價值”。

    大運河不僅真實、完整地記錄了人類與自然相互交融的過程，而且還對大遺址式的文化遺產風貌區，提供了認知和管理的實驗。更重要的是，“她”對我們社會參與者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大運河已是許多人對文化遺產價值認知的啟蒙老師；另外，大運河的申遺經驗，可以推及其他保護對象——比如成千上萬待保護的傳統村落。大運河是當下國內眾多文化遺產“難兄難弟”中比較幸運的一個，“她”申遺成功反而不會讓我們停下來。

    中國青年報：你這個“我們”指的是誰？

    齊欣：“我們”，指的是所有自覺地認同文化遺產價值的個體、群體和團體。這種認同感，首先來自于對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智慧的尊敬，新的特點是，我們開始從文化遺產的根本屬性，也就是“人類共同的智慧之真實完整證明”中，強烈尋找自我的法理定位。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保護一個遠古的文化遺產，其實是為了我們自己不受損害，為我們自己保值。到了這一步，中國人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世界水平更貼近了。社會力量，也不再是“花邊力量”了。

    中國青年報：社會力量的作用，在大運河申遺過程中可以辨識出來嗎？

    齊欣：非常清晰！大運河申遺是社會各界力量共同作用的一個發酵過程。率先覺醒并渴望得到社會支持的是文物圈。在大運河申遺成為我們的目標之前，傳統文物保護，依靠的多是專業、行政的方法。比如故宮，比如頤和園，哪怕是西湖文化景觀，其實都可劃定在一個相對簡單的范圍，不需要太多外界或多元的支持力量。但，大運河不成——攤開地圖看看，幾乎大部分地盤，都不是文物部門能說了算的。

    2005年12月15日，從新華社刊登“運河三老”致京杭大運河沿岸18個城市（區）的公開信起，全國政協及政協委員、專家、媒體、沿岸城市，與文物主管部門一道，共同推動了這一輪的申遺行動。

    以我自身參與的大運河申遺過程為例。到了2008年年初，申遺基本上進入國家主管部門管理的正式軌道，“我們”沒事兒了。但隨著價值發掘的深入，將來如何真實完整地保護大運河，讓人們怎樣來欣賞她，我不認為這是國家文物局的專長，這是我們傳播人士的專長。于是，“大運河遺產小道”的理念和實踐慢慢出現了。

    中國青年報：“遺產小道”，意味著社會力量的深度參與嗎？

    齊欣：大運河遺產小道，是完全由社會力量自我設計、自我實現的一個文化遺產傳播產品，是將旅游、體驗、運動等時尚要素集合的平臺。“大運河遺產小道”有三條規定：一、必須為了體驗遺產去走，行走路線在大運河兩岸500米至1000米范圍之內；二、必須步行或者騎行；三、強調遺產點的聯通而非興建，注重真實完整的保護。

    這個理念提出后，率先去實現的是以大學生為主的社會群體。大家實地規劃一段就命名一段，最新的成果出現在北京。大家一致同意，將白浮泉沿京密引水渠至積水潭的一段，命名為“羅哲文小道”，以紀念這位中國文化遺產事業的開拓者為大運河申遺“扣動扳機的人”。

    從“大運河遺產小道”開始，我們歸納出“遺產小道方法”，并立刻應用到了蜀道的申遺中；由“遺產小道方法”引申出了“文化遺產傳播”概念和體系；文化遺產傳播，又開始應用到傳統村落保護……你看，大運河給了我們多么廣闊的“身外價值”！

    中國青年報：在大運河申遺過程中，作為社會力量，你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齊欣：“我們”明白了文化遺產保護的最大“敵人”是誰。

    原來我們認為文化遺產保護的“敵人”是開發商、貪婪的資本和農家樂式的旅游。但現在開始意識到，文化遺產保護的對手，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停留在埋怨、幻想于等待中的自己！

    我們當下社會正處于人類歷史上難以循跡的快速發展期，多元是社會進步的必然。但文化遺產，我認為會成為繼文物保護、“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名村、街”之后的另一道文化防線，甚至是最后一道防線。 這意味著，需要一個社會化的系統來挽救文化遺產。進一步說，文化遺產傳承，其實就是文化信息價值轉化為社會力的過程。這種社會力，在我們的生活中，其實一直存在，只是我們沒有主動地去撿起來。

    中國青年報：在參與大運河申遺的過程中，社會力量遇到過哪些現實難點？

    齊欣：1972年簽署“巴黎公約”時，人們還沒意識到會出現中國大運河這么大規模的文化遺產。如今，這不僅是中國人的貢獻，更是人類智慧發展的一個新腳印。

    隨著公眾自我認知的演化，個體的奉獻與分享行為正在形成合力。而且文物界也意識到，原來幾個專家就能厘清的難題，現在百分之百地要整合更多的社會資源才能有最終的解答。這是一個新的轉折機會。這需要文物圈再一次革自己的命。為了適應大運河這樣的文化遺產要求，需要打破以前專業和小范圍的局限。全新的格局一旦形成，社會力量的公益氛圍會明顯成為主流，青年人會突出地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主力。

    中國青年報：青年人在文化遺產保護中能看到什么？

    齊欣：文化遺產的價值，最重要的是要真實完整地傳承給后代。那么，最先被吸引過來的，是滿懷理想、愿意綻放青春的年輕人，而且是原來關注兒童、關注環保的那些年輕人。為啥？因為他們開始了解：文化遺產，就是另外一批失學的孩子，就是另外一片人文的大自然。

    大運河申遺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是“文化遺產視角”。大學生是這個視角下各種課題的積極實踐者。像“文化遺產視角下的城市——廈門”和“文化遺產視角下的廈門大學”兩個實踐項目，全部都獲得了省級社會實踐獎。我堅信，有知識，愿意分享智慧并參與的年輕人，會很快成為文化遺產保護中的社會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