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伊利股份出資約3.5億元設立深圳健瓴種子基金，實體企業進軍創投領域的趨勢明顯。隨著CVC(企業風險投資)成為上市公司的標配，CVC的發展也進入新階段。“弱化后期，偏向前期”“從簡單套利邁向價值發現”“強調創新”等成為CVC新一輪發展的特點。
知名企業頻入局
天眼查信息顯示，7月20日深圳市健瓴創新種子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伙企業(有限合伙)注冊成立，注冊資本為3.5億元人民幣，伊利股份出資3.47億元，這家新企業由伊利股份100%控股。
“結合伊利股份過去投資的情況，他們應該是通過投資進一步對供應鏈進行優化。”一位私募創投人士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企查查信息顯示，截至7月底，伊利股份共有9次對外投資公開案例，其所投資的澳優、中地乳液等多為食品飲料、乳制品相關領域的企業。
上海市天使投資引導基金運營負責人董若愚認為，像伊利股份這樣的消費品公司現金流比較好，他們可能希望通過投資來做一些前瞻性布局。
由企業成立風險投資部門或設立私募股權創投基金進行投資的行為統稱為CVC(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睿獸分析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創投市場CVC機構參與投資的案例數量共計1694起，比2020年增加了20.4%。
“企業進行CVC投資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產業協同。產品型的公司可能希望通過投資，對上下游產業鏈的布局進行完善，比如一個半導體裝備公司，通過投資上游材料公司，能夠更好地把握供應鏈，保證下游的產品制造安全可控，實現產業鏈縱向協同。還有一些橫向協同，比如3C企業在3C領域進行投資。二是財務投資。企業選擇基金的形式，主要目的是賺錢，否則在公司內部做戰略投資即可，沒必要在外部單獨成立基金。”董若愚表示。
近一年，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港澳企業家何鴻燊之子何猷龍等傳統企業家開始轉型做投資人，企業家絡繹不絕進軍私募創投行業。
董若愚介紹，一般來說，CVC大概有三種核心模式。第一種，上市公司本身不具有做投資的能力，會和比較熟悉的投資機構合作共同設立基金，上市公司作為LP(有限合伙人)出一部分資金參與投資；第二種，公司高管自己操盤進行投資，由上市公司直接發起一只產業基金，公司能夠做到對投資項目的全面把握；第三種，原來上市公司中的戰略投資部門，獨立出來成為一家投資機構，自行募集資金，市場化運作。
CVC邁入新階段
“互聯網巨頭的CVC之前非常活躍，近幾年行業面承壓，發展周期貌似出現了拐點。對于處于行業波動階段的企業來說，頻繁進行對外投資可能不太合適，資金需要用在更急需的地方。”董若愚表示。
此外，并不簡潔的決策流程也會成為制約CVC發展的一個因素。董若愚稱，如果CVC要和上市公司其他的業務一起組合起來做決策，其投資流程會受到影響。比如，一些CVC投的項目必須要受到相關業務部門的支持，上市公司看一個項目并不會純看財務價值，還會結合業務部門的實際需求。因此，在訴求多樣化的情況下，CVC投資的效率會比傳統的投資機構低一些。
在投資的專業性上，董若愚認為：“其實CVC的優勢并不在于后期搶項目，反而是往早期去，特別是現在科技類企業，他們對整體行業會更了解一些，無論是產業協同還是財務投資，往早期走，會更有優勢。”
近年來，伴隨著一級市場募資節奏變緩，CVC行業進入一輪新的發展周期。相較于此前較多的“套利邏輯”，許多CVC向“投早、投小、投創新”的階段邁進。
“今年融資不會像前兩年那么火熱，現在投資人要去看投資項目本身好不好。原來企業進行CVC投資時，套利邏輯會多一些。”一位創投人士說。
董若愚也表示，現在很多上市公司傾向早期投資，比如會在內部孵化一些創新項目，通過自己的投資機構“近水樓臺先得月”，因為比較熟悉，投資會比較穩健；另外，行業里有哪些創新，他們也比較了解，可以通過投資納入到自己的供應鏈體系里，間接促進自身業績和估值。
這一現象在科技賽道更加突出。聯想創投高級合伙人宋春雨表示，過去六年，聯想創投投資了200余家企業，包括11家IPO公司，40家細分領域的獨角獸企業，分布在新能源、動力電池、工業互聯網、智能汽車、人工智能等行業，與聯想集團形成了科技產業生態，超過一半的被投企業跟聯想集團形成了合作。
在醫藥領域，CVC在早期投資上呈現出另一套做法。董若愚介紹，泰格醫藥和藥明康德都算是CRO類型的企業，是平臺型公司，投資的延展性非常強。通過給各種做創新藥產品的公司提供服務，他們在投資上具有先天優勢，比如哪些公司在平臺上發展得比較好，就可以在早期進行投資。
對于CVC與被投企業的關系，宋春雨表示：“從CVC視角來看，不叫單向賦能，而是雙向賦能。我們希望被投公司的優秀產品、優秀技術，能夠反哺聯想集團的科技創新。同樣，聯想集團在品牌渠道、全球化、投資資源矩陣各方面的優勢，可以推動這些被投企業加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