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結構性挑戰與科技革命機遇并存。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曾參與近幾個五年規劃編制工作，本文不僅系統剖析了經濟社會領域面臨的結構性難題，更就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推進方向、突破路徑提出一些想法與建議。

　　在下一個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結構性挑戰是什么？最需要聚焦的工作重點是什么？

　　董煜：對“結構性”問題，不能泛泛地理解，也不能籠統地歸結為某一種說法，而是要進一步解構這個問題，把到底各個領域的結構性挑戰在哪里找出來，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提出對策。在下一個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結構性挑戰，涉及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人口結構等。規劃工作者會從多個維度分析問題，根據每一個結構中最核心的問題，去規劃相應的工作重點。

　　例如，產業結構調整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彌補傳統動力的減弱，中央近期強調“新興支柱產業”這一概念，就是因為傳統支柱產業，特別像房地產對經濟的拉動力在減弱。

　　新興支柱產業能否在“十五五”期間崛起，成為拉動經濟的主動力，這是產業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區域結構方面，傳統上分析區域問題，往往聚焦于東西部發展平衡；但如今隨著主體功能區戰略的推進，區域發展規劃會更趨精細化。

　　因此核心問題不再是籠統看待中西部地區整體發展，而是要看西部地區的增長極能否有效帶動區域發展，中西部已有的增長機遇能否持續，又能否培育出新的增長機遇。

　　城鄉結構方面，客觀來看，我國城鎮化步伐雖較以往放緩，但城鎮化率已達67%，這已是歷史性突破。下一步，農村人口進城后，所需公共服務能否同步跟進，將對經濟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房地產、消費等領域的發展，都與這一問題密切相關。

　　核心癥結仍在于，在人口由鄉轉城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動力如何進一步增強。

　　人口結構方面，突出矛盾在于未來五年高校畢業生還會繼續創新高，與此同時總人口處在下降過程中。

　　此外，部分地區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規劃布局，都會受人口變化影響；盡管今年已出臺新的生育支持政策，但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穩住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仍需觀察。加之高校畢業生連創新高帶來的就業壓力問題，都將是“十五五”期間需應對的重大挑戰。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哪些產業將成為“十五五”時期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政府應該如何提供支持？

　　董煜：“十五五”在產業方面的重點無疑是培育新質生產力，尤其是加速新舊動能轉換。

　　在新質生產力領域的三大方向中，新興產業已經形成了比較大的規模，未來產業雖尚未形成規模，但下一階段發展速度將明顯加快，機器人等領域的成長態勢已清晰可見，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也同時面臨機遇和挑戰。

　　新興產業中，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等部分領域已具備領先優勢，還有一些領域也在奮起直追，如高端裝備等。預計“十五五”期間，這些行業將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如生物醫藥領域在今年便已呈現積極變化。

　　至于腦機接口、量子技術等未來產業，其質變的具體時間點雖尚難確定，但至少要做好相關準備，其中就包括必要的資源投入。我們可以做到的是，在“十五五”前期集中資源重點投入若干未來產業，力爭不錯過其發展趨勢，這是規劃中需著重定位和發力的方向。

　　中國有比較全面的產業體系，最大優勢在于各類創新都能在此找到落地應用場景。

　　即便我們在部分技術研發領域還相對薄弱，但只要有應用端的支撐，在技術試驗、成果落地及規模化推廣上的速度就可能快于他人。

　　而我們需要做的是，當產業處于苗頭性、趨勢性的初期階段時，不宜施加過多限制，應先多看一看，以觀察引導為主，為起步階段的未來產業創造更快成長的環境。

　　地方政府在這一領域積極性很高，紛紛研判哪些產業能在本地培育壯大，并開展大量產業發展分析。這亦是中國的一大優勢——從上到下有大量力量投身于這項工作。

　　所以我相信，“十五五”期間，中國不會錯過AI驅動的產業革命，甚至有望在某些領域走得更快一點。

　　關于政府如何提供支持，現在地方政府特別重視人才，所以在各地的“十五五”規劃中，均著重強調人才引育與初創企業培育，這成為“十五五”規劃的一大鮮明特點。

　　在AI領域，DeepSeek等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從0到1的基礎，而我們是非常擅長從1到N的。在AI領域，現在還是要鼓勵快一點，這是關系未來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命題。

　　如今各地都在競爭吸引人才，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是全球非常適合創業的地方之一。

　　憑借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為，加之中國每年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工程師供給，從成功概率而言，“十五五”期間會迎來產業與科技領域的又一輪爆發。

　　國內各行各業都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內卷行動。能否通過五年規劃或者其他措施，從根源上加以解決？

　　董煜：有的領域為什么會出現內卷，是因為我們復制粘貼太快了。內卷這個問題本身，其實有一部分屬于市場化的競爭，我們不必把它看得過于負面，但是問題在于有些領域的這種內在競爭，它的波及效應，對于民生領域，特別是對一些中小商戶的生存發展帶來一些影響。

　　客觀來說，現在出臺的一部分政策措施，目的不是為了限制某些平臺或企業的業務，而是考慮到整個生態鏈條的健康，不要讓過度競爭吞噬了中小微企業的發展空間。在產業發展中，不能讓樹蓋把所有的陽光都遮蔽住，通過修剪一些枝條，讓小樹小草也能更好享受陽光雨露，這是為了生態系統的繁榮共生，對各類企業的長遠發展都是有好處的。

　　現在的反內卷和過去的供給側改革是不一樣的。當時產能調整的對象主要是上游原材料行業，而現在面向的主要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行業，這就需要增強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

　　我們需要更精確地去定義什么才是政府應該出手監管的惡性競爭，要限定在一定范圍內，確定需要監管出手的時候再出手，同時更多采取一些市場化的引導手段，盡可能避免使用生硬的手段。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新聞稿最后的意思各方要好好體會，中央希望企業家要“勇立潮頭，以優質產品和服務贏得市場主動”。這也就指明了方向，鼓勵企業高質量發展和良性競爭，而不是一味只打價格戰。

　　作者：董煜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三里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