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問2》飽含港片最鼎盛時期的多種賣座要素，包羅萬象卻又敘事流暢，以單純博取最大化的觀影效果。葉問和黃飛鴻一樣是成名武師，都以儒家倫理保守內斂的態(tài)度面對現(xiàn)實，尊重女性、照顧家庭、訓誡弟子，先以外交手段處理危機，忍無可忍之時又可防守一搏，情緒的釋放與觀眾同步。風煙滾滾來天半，英雄殺出真性情，是以功夫再度凝聚中國概念，功夫片的精神在于敷衍其從競技層面的“國術”到江湖秩序的“功夫”，再到超越義和團狹隘排外的“公平競爭”的“體育”本質。

與黃飛鴻打遍中國可恨之人還要到美國大戰(zhàn)當?shù)亓髅ァ㈥愓婧腿~問痛打日本人、霍元甲決戰(zhàn)各國拳師一樣，從李小龍開始，成龍、洪金寶、李連杰與甄子丹、趙文卓等功夫明星們都要將最熾熱的演出打向外國人和賣國賊。《精武門》、《精武英雄》、《富貴兵團》、《霍元甲》、《蘇乞兒》等等，都充滿著強烈的民族主義，甚至多有民粹傾向，但是觀眾吃的就是這口，表現(xiàn)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功夫片，其結構和意涵相對穩(wěn)定，從黃飛鴻到葉問的世界都是自洽的融合時代發(fā)展，從古典時代的英雄個人成長、尋寶或報仇之外，走出一條新路，那就是師傅們被賦予了代表中國人反抗的先天契約，觀眾凝視他們的目光就是要他們睜眼看世界、揚眉吐氣。雖然考據(jù)歷史，黃飛鴻、蘇乞兒、葉問、陳真都沒有打過鬼子，甚至陳真都不存在，但在形象重塑上卻不亞于美國的英雄洛奇、藍波，這兩位也起到了相同的釋放民族主義情緒的重任，且被美國的擴張主義背書，葉問等人更多是20世紀中國的高度概括，吃飽飯、行得正、反殖民、求發(fā)展。

從1960年代開始，張徹、胡金銓和李翰祥、劉家良、程剛、徐克等導演的電影中，早就分泌著民族主義情緒，不過很多是將視線帶回到古代和近代，諸多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成為觀眾情緒宣泄的對象，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晚清更是個箭靶，《火燒圓明園》、《黃飛鴻》、《瀛臺泣血》等電影都可以暢所欲言。香港電影新浪潮一代更多現(xiàn)代迷思，這與香港殖民地“失國”有著內在關系，即便到《十月圍城》還是有著難以說明的身份之困惑，事實上直到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大不列顛及被愛爾蘭聯(lián)合王國簽署協(xié)議97回歸之前，香港更多在政治、商業(yè)、民間等等受到臺北的影響。自從李小龍以《唐山大兄》、《精武門》、《龍爭虎斗》等電影建立起“民族英雄”的形象，他和他的銀幕角色都被定格。中國功夫片的進階脈絡證明，功夫電影從來就不是純粹的消費行為，在其中釋放民族情緒是最保險的，既可以享受成名英雄的絕對空間，又不至于在政治上出現(xiàn)太多問題，這就是華語動作電影的終極之戰(zhàn)經(jīng)常選擇外國人來決戰(zhàn)的最根本原因。《葉問2：宗師傳奇》本身也是對于香港處境的象征，葉問失去家園，過埠又不被當?shù)亓α克J可，無疑就是香港在1842和1949年之后的銀幕化折射，如何站得住腳，自然還是以行業(yè)體系內的專業(yè)（對于葉問是功夫）來說話，香港以至于中國在歷經(jīng)百年的磨難之后，既要脫離殖民困境，又要發(fā)揮傳統(tǒng)，非借助于痛擊殖民者才能獲取信息不可，最后葉問說出超越勝負、國別的話，是讓他代表中國人宣布解殖成功。

功夫-動作電影之外，歷史題材的電影也非常容易引發(fā)觀眾同感。《黑太陽731》表現(xiàn)日本人慘無人道的暴虐來刺激觀眾，《南京！南京！》用復雜的多維度視角來引領觀眾回望那段歷史，《地雷戰(zhàn)》、《地道戰(zhàn)》本身雖然是教學紀錄片，卻有著極致的表達技巧，最終成為幾代人對于抗日戰(zhàn)爭細部的集體記憶。中國內地電影在改革開放以來，對于民族情緒膨脹的電影有著相當程度上的審查，姜文導演的《鬼子來了》便未能公映，其中民族情緒的表達有多個層次，比《長城大決戰(zhàn)》、《紅河谷》更多深意。正面表現(xiàn)抗日戰(zhàn)爭及其后果的電影，比如《鐵血昆侖關》、《血戰(zhàn)臺兒莊》、《太行山上》、《東京審判》、《理發(fā)師》、《黃河絕戀》等等雖然有著不同立意、構思和考量，但都將民族情緒放到最高檔。電影確實是凝聚民族情緒的極佳手段，在日本政府至今未懺悔的前提下，尤其是當?shù)聡偫聿m特、俄國總理普京都跪在波蘭墓碑的對照下，中國人就沒有可能原諒毀滅無數(shù)中國人正常生活的國度，不難想象中國電影將繼續(xù)表達這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