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對于中國以怨報德，狂妄地宣稱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鄰中國便成了其實現(xiàn)野心的最佳選擇。

　　在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強后塵，而且顯得更為貪婪，一面肆意摧殘我國的文化事業(yè)，一面又不惜采用種種卑劣手段，大肆掠奪我國文物，為害尤烈，造成了中國文化遺產(chǎn)的巨大損失。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國調(diào)查古代遺跡遺址和盜竊文物的事例，不下幾十起。例如：1905年東京大學的鳥居龍藏在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qū)進行調(diào)查和盜掘，一直延續(xù)到1911年。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盜掘了旅順刁家屯漢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濟南，在濟面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5月11日，濟南淪陷。日軍除了燒殺奸淫外，還強行將濟南附近臨淄縣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運到淄河店車站，準備在這里裝上火車運往青島，再從青島裝船運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經(jīng)理高田勾結(jié)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又做下一宗極其骯臟的買賣，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軍侵占的中國領(lǐng)土范圍內(nèi)，一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gòu)及個人隨之而來，進行“老古調(diào)查”和盜掘，有些盜掘甚至于是在日軍的直接保護下進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領(lǐng)導的考古隊，盜掘了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zhèn)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古寺遺址1處，陵墓遺址1處及禁苑、外城遺址數(shù)處，劫走一批珍貴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駒進和愛帶領(lǐng)考古隊，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盜掘了元上都遺址(今內(nèi)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東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劫走大批遼瓷標本。

　　1937年12月，日軍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盜掘活動向我國南方發(fā)展。筆者曾查閱到一份日文資料，1938年由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的《江南踏查》報告書，著者為松本倍廣。在這份報告書的序中寫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為了適應時局的發(fā)展，急需快速向中國派員進行學術(shù)調(diào)查以及古文化遺變的發(fā)掘。為此，1938年5月慶應義塾大黨派有了三個“學術(shù)旅行隊”，一隊由大山柏率領(lǐng)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隊由柴田常惠率領(lǐng)赴中國中部；第三隊是松本信廣等赴中國江浙地區(qū)。

　　該報告書詳細地記錄了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于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fā)，到達南京后，在日軍的護衛(wèi)下，調(diào)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活動。報告書中附有松本“旅行隊”活動的照片，在發(fā)掘現(xiàn)場，日軍荷槍實彈站在周圍警式，如臨大敵，充分暴露了他們無視中國主權(quán)、肆意盜掘的丑惡嘴臉。

　　報告書的最后一部分是這次江南調(diào)查劫獲文物的目錄和實物照片，共計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戰(zhàn)國蟠螭紋有蓋鼎、商周青銅戈、漢唐銅鏡、良渚文化黑陶杯、漢代陶奩、女陶俑、越窯青瓷四耳罐、蟻鼻錢、五銖錢泥范、太平天國“天朝南昌宣撫使韋”印等，這些珍貴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以圖書為例，如北平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杭州浙江省圖書館等，這些圖書館收藏豐富，且多善本精抄，結(jié)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軍動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員，抓來830名國人當苦力，劫掠南京圖書文獻。參與其事的還有滿鐵調(diào)查部、東亞同文書院等處的工作人員。被劫掠的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省立國學圖書館等。被劫走的圖書共計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這些圖書文獻，日軍用卡車搬運了310輛次才搬完，后來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圖書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書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書家盧冀野、古筱軒等，他們收藏的名遺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燒毀。此外，中央圖書館移藏香港馮平山圖書館中四庫全書等珍本也被劫運日本。據(jù)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數(shù)字，八年抗戰(zhàn)中，被日軍搶劫和焚毀的南京圖書，總計達1815箱、2859套、148619冊，其中不少是極為珍貴的古籍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