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上有“關鍵日期原則”，即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確定以當事國于爭端發生前的證據作為斷案依據，對在爭端肇始日后所提證據則不予采納。關鍵日期被視為法律上時間的停止，無論當時情況如何，其后發生的事情不能改變之前存在的狀況。英國籍國際法院法官菲茲摩里斯的解釋最直白簡單：“在爭端中，關鍵日期意指，凡該日以后各方所為行為不再發生效力”

　　1953年之后,英國殖民者及其權利繼承國新加坡在白礁島海域通過調查沉船、批準或不批準馬來西亞官員在白礁島附近海域進行科學研究、在島上插軍旗以及1977年在島上安裝軍用轉播電臺、建議圍海造地等行為都表示對白礁島事實上的有效控制,而柔佛王國及其權利繼承國馬來西亞對這些行為均未予以任何回應。法院據此認為,這些行為加強了1953年函件中柔佛王國默許的效果,并與1953年的函件一并造成到1980年,即白礁島爭端明朗化的關鍵日期前,白礁島的主權轉移給了新加坡。

　　在關于領土爭端的國際法原則中，實際占領要有效必須符合和平性原則，即國家對某一領土宣示主權的行為沒有遭到別國長期、一貫地抗議或反對，或是“沒有一開始就受到競爭性主權行為的反對。”但這個原則也要服從關鍵日期原則。

　　1928年“美國與荷蘭關于帕爾瑪斯島仲裁案”的判決書認為，所謂和平是針對其他國家而言的，它是指在關鍵日期以前，一國對某一爭議地區行使領土主權沒有引起其他國家的競爭性的訴訟或諸如抗議等其他反對行為。荷蘭自18世紀以來一直在該島實行有效統治，在1700年到1900年之間，曾連續不斷和平穩地在該島行使有效的事實占領。所以此島主權歸荷蘭。在2008年“白礁島，中巖礁和南礁主權歸屬案”的判決書中，國際法院也認為“如果在關鍵日期前，占有沒有受到這個地區其他國家的反對，就滿足領土主權的和平顯示的條件。”

　　一般而言，要在相關領土上建立起完善的國家政權體系，以獨立地、排他地行使管轄權的程度，才能稱之為充分地行使主權權力。但是，一個不適于人類長期居住的地區所行使的行政管理的強度，自然不能和在人口稠密之地所行使的行政管理的強度相提并論。因此，判斷國家主權的行使是否充分的標準是一個充滿彈性的概念。例如，在1928年國際法庭“墨西哥與法國關于克利柏頓島主權爭端案”的判詞中，仲裁員認為，“只有國家在爭議領土上建立起一個完善的行政管理體制，主權的宣示才是充分的；但是，對于一塊完全不適宜于居住的領土，從占領國最初在那里出現的時候起，該領土就可能處于該國絕對的和完全沒有爭議的控制之下，那么，從這時候起，占有就應被認為已經實現，有效占領因此就已完成。”

　　國際法院在2002年“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關于利吉丹島和西巴丹島主權歸屬爭端案”的判決中指出，對于象利吉丹島和西巴丹島這樣的無人居住或無人永久居住、且經濟價值不大的爭議地區，建立完善的行政機構進行有效控制通常很少見，因此，馬來西亞在這些島嶼上所進行的控制和管理收集龜蛋、保護鳥類的、修建和維護燈塔和航行輔助物等措施，就足以構成實際控制。

　　基于12海里海岸線原則，伊朗認為將近整個波斯灣都是本國領海，無視波斯灣西岸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領海主權要求。1971年伊朗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宣布建立前兩天占領了有主權爭議的阿布穆薩島一半，1992年伊朗占領阿布穆薩島全境，現在仍保持對島上要點的控制。但根據1971年伊朗—阿聯酋諒解備忘錄的規定，阿布穆薩島及相關水域所開采出的石油出售的收益由兩國五五分賬，即使現在伊朗實際占領阿布穆薩島、兩國關于此島主權的激烈爭議持續至今，這一分成協議仍然未變。這并非代表伊朗慷慨大方甘愿出讓國家利權，而是因為若將阿布穆薩島連土地帶油田出產全部吞下，是向波斯灣西岸所有阿拉伯國家放出極不友善的信號。兩伊戰爭的發生有一半就是因為伊朗過去曾有這種失當的外交姿態，伊朗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才學到這一教訓。（中國青年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