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心被告人當庭揭發不可控 致裁判文書選擇性上網公開 最高法院刑二庭副庭長表示——大要案不能成公開“死角”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長苗有水近日表示，公眾關注度高的大要案應成為審判公開的典范，而不應害怕被告人當庭檢舉揭發可能帶來不良影響。越是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越要拓展公開渠道，提升公開程度，只有這樣才能有力回應公眾質疑，獲得群眾信任。

　　現狀

　　大要案成審判公開“死角”

　　苗有水說，在我國，公開審判既是一項憲法原則，也是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制度。四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推進審判公開，依法及時公開司法依據、程序、流程、結果和生效法律文書，杜絕暗箱操作；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

　　最高法院周強院長曾指出，推進審判公開，要著力實現“四個轉變”：變被動公開為主動公開，變內部公開為外部公開，變選擇性公開為全面公開，變形式公開為實質公開。最高院也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推進審判公開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全國法院審判公開已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審判公開的具體落實還存在‘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公眾關注的大要案的審判活動中。”苗有水對《法制晚報》記者說。

　　本來，案件越是敏感重大，越需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方便群眾行使輿論監督權。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普通案件的公開通常無懈可擊，而公眾關注度高的大要案審判，如重大職務犯罪案件、社會影響面廣的涉眾型犯罪案件、重大涉黑犯罪案件等，卻是審判公開推行不力的“死角”。

　　裁判文書選擇性上網公開

　　苗有水說，對于大要案，以公開之名行不公開之實的做法，似乎是一種半公開的“潛規則”。

　　首先是發布公告遮遮掩掩，有的法院在審理重大敏感案件時，不愿意在開庭三日前對外張貼公告，而是僅在法院內部公告欄里張貼公告，或在電子屏幕滾動幾下，拍照存檔即表示已公告，群眾很難看見。

　　同時，盡管《司法公開示范法院標準》中明確規定：“公開開庭審理的案件允許當事人近親屬、媒體記者和公眾旁聽，不得對旁聽庭審設置障礙。對影響重大、社會關注度較高的案件，應根據旁聽人數盡量安排合適的審判場所。”

　　《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3條也規定：“審判場所坐席不足的，應當優先保證媒體和當事人近親屬的需要。”但這些規定在有的案件中根本得不到執行。

　　很多大要案庭審搞“內部公開”。有的法院刻意選擇較小的法庭審判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并習慣性地安排公檢法干警等“內部人員”占據旁聽席位，以便阻止公眾和媒體記者參與旁聽；當外部人員要求旁聽時，明明旁聽席位綽綽有余，卻以“旁聽證已經發完”為由予以拒絕。

　　此外，裁判文書很多情況下也是選擇性地上網公開。

　　建議

　　用全方位公開回應公眾質疑

　　苗有水認為，在當前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公眾關注的大要案應當成為審判公開的典范。

　　首先，對于社會關注度越高、越是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越要拓展公開渠道，提升公開程度。只有將案件審理過程全方位地向社會公開，才能有力回應公眾質疑，獲得群眾信任。

　　盡管將庭審信息徹底公開，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一定的風險，但不能因為這種擔憂就影響到案件的全面、實質性的公開。

　　薄熙來案在濟南中院一審期間，到濟南參加庭審情況通報會的僅境外媒體記者就有近300人。

　　幾天之內，濟南中院官方微博播報的庭審實況被數億人關注，收到良好效果，樹立了司法機關的社會公信力。

　　另一方面，苗有水認為不應害怕被告人在法庭上檢舉揭發的情況被透露出去會帶來不良影響。

　　當前黨和國家加大反腐敗力度，以零容忍態度嚴懲腐敗分子，這是國家反腐的“新常態”，腐敗分子應發現一個就查處一個，有腐必懲，有貪必肅。

　　讓媒體批評成為改革動力

　　其次，司法和傳媒未來將走向相互開放，這既是公民知情權和輿論監督權的要求，也是新媒體時代的既成事實。媒體和公眾對法院工作提出批評是正常的，問題不斷被揭露，正是司法改革的動力和契機。

　　媒體有時的確對司法存在一些誤解，消除誤解的辦法應是溝通和開放，而絕不是封鎖信息。對于審判工作者來講，想減少審判工作中的失誤，應從強化“內功”入手，而不是切斷信息傳播渠道。

　　此外，審判的力量，在于其說理能力，應依法、及時、規范地在互聯網上公布裁判文書，大要案也不例外。必須讓“影響性案件”率先公布裁判文書，通過一個個具體案件公正高效地審判來樹立司法公信。

　　觀點

　　當事人權利優于公開

　　在2014年底召開的“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與司法公開背景下的審判管理”專題研討會上，多位司法人士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裁判文書公開要從司法本位轉向當事人本位，且要賦予當事人提出不上網的權利，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訴訟程序選擇權。

　　——四川高院審管辦主任蔣敏

　　對私權的保護要優于裁判文書公開；如果公開對當事人的個人權利造成了重大影響，則失去了公開的價值。

　　——北京大興法院某負責人

　　要賦予當事人對裁判文書上網的異議權，并賦予其相應權利救濟途徑。

　　——廣東高院某課題組

　　鏈接

　　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上網公布暫行辦法》正式實施。

　　依據該辦法，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形外，最高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決定書一般均應在互聯網公布。對于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生效裁判文書應當在互聯網公布。

　　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實施。

　　該司法解釋明確，最高法院在互聯網設立中國裁判文書網，統一公布各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中西部地區基層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時間進度由高級人民法院決定，并報最高法院備案。

　　數據

　　截至今年2月底裁判文書網公布629.4萬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7993份。

　　原因 擔心當庭揭發等不可控因素

　　苗有水認為，在大要案審判中推行主動、全面、實質的公開之所以如此困難，是因為法官心頭許多顧慮尚未解除。

　　一是擔心媒體炒作。一些影響重大的案件的信息曾被部分媒體娛樂化傳遞，擔心個別媒體為使其報道吸引眼球，不正面關注庭審內容而著力挖掘庭審“花絮”，不介紹經審理確認的案件事實。

　　二是顧慮可能發生不可控的意外情況。比如，審判長駕馭庭審可能出現失誤，渲染出去影響法院公信力；被告人當庭揭發某領導收受賄賂。參加旁聽的媒體記者，如果借這些突發情況做文章，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三是擔心裁判文書一律上網公布，必將倒逼案件質量評價，甚至引發司法錯誤之終身責任追究，這將使長期面臨“案多人少”壓力的法院遭受不能承受之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明確，應當在裁判文書生效后七日內提交本院負責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專門機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

　　四類案件

　　不予公布

　　1.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

　　2.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

　　3.以調解方式結案的

　　4.其他不適宜公開的(記者 汪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