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龍迪擷取的6個家庭范本中，有兩對家庭，在原有家庭問題上，丈夫和妻子也因為無法調和孩子性侵事件帶來的負面糾纏和沖突，而選擇了離婚。
龍迪的研究顯示，起初受侵女童對于自己受侵的事實并沒有明顯的“貞潔恥感”和創傷反應，導致受侵孩童形成退縮、疏離、低落、分離、厭棄等創傷反應特征，與不友善的外界評價和家庭內部支持系統喪失有著極大的關系。
一位來訪的母親曾大聲哭泣著告訴李淑茜，“明明受害的是孩子和我們的家庭，為什么人們卻將指責投向我們。”這位母親曾試圖勇敢地領著自己受傷的孩子出門，聽見的卻是村里人們“帶刺和挑剔的議論”。
龍迪也遭遇過這樣一個家庭，在得知女兒被老師性侵之后，夫妻倆憤怒的情緒無處宣泄，斥責女兒成了家常便飯，尤其是母親，一想到女兒“被壞人欺負過”，便“指桑罵槐，暴躁、惡心”。
“性之恥掩蓋了傷之痛。”這是龍迪實際研究中最痛心的地方。
社會二次傷害
案件調查取證過程從頭到尾都變成傷害
青年律師羅玉在2009年加入陜西省婦聯，成為權益部一名公益律師，主要代理兒童性侵案。在代理銅川“玲玲性侵案”時，羅玉不僅要克制自己在取證過程中遭受地方阻礙的憤怒情緒，“還必須冷靜地提醒公安辦案人員，要保護和尊重受害人心理的隱私權。”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對于未成年人的取證記錄必須在家屬的陪同下才能進行，但在羅玉代理的兒童性侵案中，公安辦案人員都是單獨對孩子進行取證記錄，“其態度的生硬和直截了當，直逼孩子重溫噩夢。”
在審理海南萬寧小學生性侵案中，一名網友曾用手機拍下當地派出所對6名小學生當日取證的情形，若干名女生蹲在問話室的房檐下等待已經進去的同伴，這名網友隨即將照片發到網上，并對派出所的做法提出質疑，而發照片的網友也遭到了人們的譴責，照片隨后被刪除。
以粗暴簡單的方式干預兒童性侵案，龍迪本人也極為反感，一次她參與一起案件，一名警察多次開著警車閃著警燈去受害者家中調查取證，“你這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龍迪終于忍不住對警察大喊。更有甚者，在另一例教師對學生的性侵案審理中，侵害者家屬竟然直接沖進了派出所，對正在取證的女學生大聲恐嚇。
在龍迪看來，這種干預模式，對受侵孩子“從頭到尾都演變成傷害”。（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