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宣判長春“盜車殺嬰”案，被告人周喜軍一審被判死刑。案發時，有不少網友認為這次媒體、社會力量、警方總動員參與營救的方式，甚至“網絡圍觀”對作案者形成壓力而致使其走極端。在當日庭審中，被告人周喜軍的供述證實，“網絡圍觀”殺死嬰兒的說法不成立。

　　庭審中周喜軍供述：

　　3月4日7時許，周喜軍乘超市主人忙于賣貨之機，將車盜走。行駛中，發現嬰兒后，將嬰兒掐、勒死。而此時公眾和警方的大規模搜救并未開始。吉林省公安廳主要負責人告訴記者，周喜軍作案時并不知道網絡及媒體全天候滾動的“通緝”。

　　而周喜軍回家后，才從家人及網絡得知公安機關在本省和鄰省進行全力抓捕，社會公眾也在自發尋找被盜車輛及嬰兒。

　　追問

　　為何罰款5萬賠償僅1.7萬？

　　律師：未包含精神賠償；因被告人犯盜竊罪，處5萬罰金沒問題

　　前日，長春盜車殺嬰案作出一審判決。對被告人周喜軍處罰金5萬元，判其賠償被害人家屬1.7萬余元。賠償金額少、甚至僅罰金的1/3，引發外界質疑。

　　對此，北京魏汝久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市律師協會憲法專業委員會秘書長魏汝久認為，被告人因同時犯盜竊罪，按法律是需要處以罰金的，5萬罰款沒有問題。

　　但1.7萬元只是直接經濟損失，并不包括死亡賠償金，即精神損害撫慰金。

　　魏汝久介紹，根據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最高法院關于新刑訴法的司法解釋，第六章《附帶民事訴訟》中明確規定：“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死亡賠償金屬于精神損害撫慰金，現在不能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

　　“很多法律人主張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應該包含精神損害賠償，一直沒有明確寫進刑事訴訟法。”他說，因為有些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一方的直接經濟損失并不多，但精神損害卻很大。

　　那么，被害人的精神損失應如何得到賠償？魏汝久介紹，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只有兩種情況才會含有這部分賠償，一是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刑事案件產生的死亡賠償金、傷殘補助金等可以據此賠償；另一個是，被告人和被害人雙方達成和解的賠償金，不管多少，法院都會支持。“如果被告人他不愿意簽賠償調解協議，法院也沒有辦法；如果被害人家屬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索賠精神損害賠償，也會被駁回。”

　　魏汝久認為，現有司法解釋“導致被害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違反了《侵權責任法》這一民事基本法。” 他希望律師界能夠就此事進行專門研討，給最高法院研究室寫一個法律意見，盡快修訂相關規定。

　　家屬講述

　　嬰兒父親稱，一審申請賠償230萬元

　　僅支持了嬰兒喪葬費

　　“對刑事方面（判被告人死刑）我是滿意的，但是民事賠償方面，肯定是不滿意的。”昨天晚上，被害嬰兒父親許家林對新京報記者說。

　　許家林說，悲劇發生后，愛人病倒住了很久的院。67歲老父因悲痛過度于5月10日辭世。

　　許家林是少數民族，男嬰是第一胎女孩出生10年后懷上的。他說，妻子兩次生子都做了剖腹產，還做了子宮粘連切除術，90%不會再生育了。

　　許家林說，在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中，他要求賠償孩子喪葬費、死亡賠償金、妻子醫藥費等各項損失230萬元，但是法院僅支持了孩子喪葬費1.7萬元。他當庭提出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