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小時之內，香港衛視執行臺長楊錦麟從一個“受害消費者”變成了“恩將仇報者”。

　　他網上自述在杭州打車“被宰”，卻因副市長向其道歉，遭遇了網民的批判聲浪。事件發酵十天后，他首次接受專訪，直面此事的網絡聲浪。

　　“事件雖小，但我遭遇的所有聲音，如實折射出當下中國社會的仇官心態。”楊錦麟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在普遍仇官情緒下，我沒什么可炫耀的”

　　11月16日上午10點33分，楊錦麟連發5條微博，自述在杭州蕭山機場“打的被宰”。

　　“杭州蕭山機場出租車管理無序，價格昂貴，剛剛問了一輛自稱特殊價碼的出租車，司機問了目的地，開價350元，好家伙，這應該是全世界最貴的出租車價碼。”隨后，他不得不選擇了一輛要價200元的出租車。“可見，此類現象已經在杭州蕭山蔚然成風久矣。”

　　此事迅速發酵，引發媒體關注。大多數網民一面倒地同情支持楊錦麟，指責“宰客”司機。

　　但當晚，原本是“受害者”的楊錦麟突然成為眾矢之的。起因是，他接到了杭州市張副市長的電話，“他向我今天的遭遇表示道歉，也希望借此機會認真整頓運管問題”。

　　雖然楊錦麟表示，對副市長致電“真有點不知所措”，但眾多網民立即倒戈，批判他是“特權者”，甚至上升到人身攻擊，罵其“狗仗人勢”、“不是東西”。

　　“這是典型的特權思想在作祟，若是一個普通人，被黑車宰了也就自認倒霉。可是楊錦麟沒有，因為他是“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記者注），是名人。他覺得自己就該與眾不同，他的權本位思想昭然若揭。”網民“后宮嘉利”批判說。

　　中山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張志安認為，這一輿情現象的形成，主要源于網絡普遍的仇官情緒。“雖然這中間有杭州媒體的介入、信息的誤傳，但最關鍵的因素是網民結構性的仇官情緒。任何事件中，只要有權力沾一點邊，就會引起人們對特權的質疑。”

　　據報道，楊錦麟發微博的當天，杭州市委書記就給運管部門下了批示，“要求盡快處理、及時反饋”。

　　“楊錦麟根本沒通過管理處投訴，副市長打什么電話，調什么查？一切按程序來就完全沒問題，大家反感的是特權。”浙江電臺主持人魯瑾在微博上說。

　　但杭州市運管部門堅稱，并非給予楊錦麟“特別待遇”。雖然楊本人沒有投訴，“投訴案件的來源有很多種，既可以來源于乘客本身，也可以是媒體反映情況。”

　　對于“炫耀特權”的罵聲，楊錦麟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應說：“在普遍的仇官情緒之下，這件事對我來說沒什么可炫耀的。”

　　“楊錦麟只是一個符號”

　　“我遭遇的事雖小，但中國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官民對抗、群體性聚集事件，大體都是由人們下意識的仇官心態誘發的。”楊錦麟說。

　　他關注到，近年來我國政府官方和民間存在兩個話語體系。“政府的公信力持續受到民間社會的質疑，眾多網民對以權謀私、走人情、靠關系有惡感和排斥，甚至對官員整體形象都有下意識的抵觸。”

　　“實際上我們也知道，絕非所有政府官員都一無是處，如果是這樣，社會早就不能正常運行了。但民間批判質疑的聲浪一直不小，這一社會學現象值得關注。”楊錦麟說。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解志勇一語中的：“主要責任還是在政府。如果市長對每一個受害者都是這樣道歉，估計就不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