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呂雅萱 / 實習生：方思文
發于2025.9.22總第1205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一名實習生多次大量重復領取餐食，單日最高領取13份。不僅如此，茶水間的零食柜也常常被他清空，行政團隊放在儲物柜里的物資，被他整盒拿走。2025年1—3月，他累計領取餐食154份。
9月4日，字節跳動企業紀律與職業道德委員會發布中國大陸地區2025年3號通報(以下簡稱“通報”)，披露二季度員工違規處理情況，這起案例率先引發輿論熱議。有人調侃這位實習生是“進貨式”實習，通報稱其行為屬侵占公司資產，已責令這位離職的實習生退回違規所得。
與這起看似奇葩的案例一同公布的，還有更嚴厲的處理：共有100名員工因觸碰公司紅線被辭退，其中18人因涉刑事犯罪、惡意損害公司利益等嚴重情節被實名通報，8人涉嫌刑事犯罪已移交司法機關，同步行業聯盟并取消期權。
近年來，互聯網大廠持續反腐。近幾個月，B站、京東、餓了么、完美世界等公司陸續公布員工的職務犯罪行為，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等也在近一兩年陸續公開通報員工商業賄賂、職位侵占等舞弊行為。
今年5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發布的《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顯示，2020年至2024年，海淀區人民法院共審理涉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額超3億元，其中七成以上發生在互聯網大廠，案件罪名包括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
為什么互聯網大廠內部腐敗問題在近些年愈發突出？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趙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傳統個體戶或小微企業中，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高度重合，員工是為了企業的利益工作，挖公司墻腳的情況并不多。但是隨著企業規模擴大，管理層級變多，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逐漸分離，員工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脫節，這時候就容易滋生內部腐敗。
因此，互聯網大廠如何反腐，也成為大廠的必答題。
“平臺軟權力”腐敗
賬戶封禁和解封、熱搜置頂、加V認證、流量傾斜、文章撈回……這些看似虛擬的操作，被互聯網行業稱為“平臺軟權力”。根據白皮書的定義，“平臺軟權力”是互聯網公司員工在網絡空間里的準公權力，127起案件中，有39起案件涉及員工濫用“平臺軟權力”牟利，涉案金額超過6700萬元。
趙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權力并不直接涉及資金、設備或人事等傳統資源，但在互聯網空間極具商業價值，易于變現。
海淀區人民法院通報了這樣一起案例：郭某作為一家短視頻平臺的主播運營人員，負責平臺賬戶的直播管理、賬號維護等。2021—2022年，他利用管理主播的便利條件，為其管理的多名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單”等幫助，并向4名主播索要或收受錢款共計300萬元，用于購房、購車、網絡游戲、日常消費等。
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昕棟用“小官巨貪”來形容互聯網公司這樣的貪腐現象。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相比于傳統企業，互聯網公司的管理方式更加扁平化，在快速擴張中大量下放權力。如果缺乏監督，這種短鏈路的決策就可能給基層員工創造尋租空間，尤其在關鍵業務部門，會出現“小官巨貪”現象。
吳昕棟進一步表示，“平臺軟權力”腐敗通常跟數據、算法、流量等互聯網平臺的虛擬資源掛鉤，它們看不見摸不著，但因為有穩定的流通渠道和變現規則，被賦予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
比如，某視頻平臺前員工李某與外部人員合伙成立公司，他借助手中權限，把流量投放傾斜給其關聯公司的賬號，從中收取好處費。目前，李某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已被移送司法機關。
石某是一家互聯網公司貼吧業務部的用戶經理，日常負責產品設計和客戶需求，這個崗位看起來普通，卻讓他接觸了公司內部的虛擬財產。任職期間，石某引入某科技公司合作虛擬貨幣獎勵業務，趁機非法收受現金608萬元。同時操作多個貼吧賬號，將虛擬貨幣套現并轉入個人銀行賬戶，侵占公司資產366萬元。
不過，并不是在關鍵部門的員工，都有把“平臺軟權力”變現的機會。一位字節跳動員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的崗位職能是給某平臺上用戶生產的內容做推薦。他表示，在這個平臺上，算法的推薦權力要遠遠大于他本人，“坦白說，撈油水的機會很少”。
供應鏈、招商是重災區
7月24日，上海警方通報了一起互聯網企業高管收受商業賄賂案：自2023年7月以來，上海某互聯網企業前副總裁韓某等人在任職期間，利用職權為供應商獲取優質配送區域提供幫助并收受賄賂，在不到2年的時間里，30余次收受超過4000萬元的行賄款物，并為掩人耳目將之分散存放于多處租住房屋內。
韓某即餓了么前CEO韓鎏。今年6月，其在上海辦公室被警方帶走。彼時，餓了么方面曾回應稱，內部調查發現其涉嫌職務犯罪，并向警方主動報案。
經查，韓鎏掌管著餓了么的物流配送業務，具有確定供應商準入、清退、考評、補貼發放等職權。他幫助多家供應商獲取了數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業務資格，并借此大肆收取供應商行賄款。
有考核不達標的供應商，曾向韓鎏等行賄得以保留資格；有想要改善經營狀況者，通過行賄獲取更多關照；另有供應商行賄后，獲得相關業務資源傾斜，獲得超出平臺運營規則的便利。
可以看出，除了能接觸“平臺軟權力”的員工的“小官大貪”，傳統民企的貪腐行為在互聯網公司也有出現，并有顯著的互聯網特征。吳昕棟說，從媒體曝光及司法實踐看，互聯網平臺的招商、投放、供應鏈、內容審核這四個環節容易成為腐敗高發區，其共性在于，權力邊界模糊、技術操作留痕難、收益與流量直接掛鉤。比如在供應鏈環節，除常規的供應商準入等尋租之外，還出現物流區域劃分、數據篡改等行為。
而招商環節是“準入權尋租”重災區，平臺員工通常以降低準入門檻、提升類目權重等方式索賄或收受賄賂。
曾有一起案件，因犯罪金額之大，創下了海淀區人民法院近年來審理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件之最，其本質就是“準入權尋租”。2017年，某大廠原餐飲主管高某以餐飲專家身份入職，負責餐飲供應商的引入、對接、日常監督、資金結算和合同續簽等工作。三年間，他利用職務便利，向兩家餐飲供貨商索取上千萬元好處費，為其在資金結算、合同續簽等環節謀取利益。最終，高某因受賄罪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
杭州一家電商平臺的普通運營人員王某，職位不高，但手握家具類官方旗艦店的入駐審批權。短短一年，王某收受商家賄賂高達9200余萬元，他所審批通過的商家數量也遠超正常水平，其中不少并不符合平臺要求。最終，王某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提起公訴。
互聯網行業分析師張書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早在多年前，就有電商平臺曾被曝稱，一些入駐商家會在周末邀請平臺員工出游，以此換取流量傾斜或準入特權。他稱，在互聯網公司，執行工作往往靠個人，而相關執行標準并不總是那么明確細致，在可松可緊的空間下，就為尋租留下了余地。
反腐仍存在難點
為打擊內部腐敗，不少互聯網大廠建立了內部紀檢監察部門。阿里巴巴設立廉政合規部，百度成立職業道德建設部，京東成立監察部，騰訊則開設反舞弊調查部，專門負責調查和處理內部貪腐問題。
一位字節跳動員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每個季度會發布員工違規處理情況通報，還會讓員工觀看反腐教育片，做檢測題。京東則是從2016年起設立反腐獎勵基金，每年拿出1000萬元獎勵舉報人，對舉報的個人或合作伙伴給予5000元為起點的獎勵，涉刑事案件的舉報獎勵金額則從5萬元起步。
在此基礎上，互聯網大廠之間又走向抱團反腐。2017年，京東、騰訊、百度、聯想、小米等13家企業與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共同發起“陽光誠信聯盟”，通過共享黑名單制度，讓有“前科”的員工在聯盟內企業應聘時“現形”， 增加有腐敗行為員工的再就業成本，同時也震懾其他員工。
字節跳動在此次通報中就明確提到，對于涉嫌構成刑事犯罪的人員，移送司法，并同步至誠信聯盟和反舞弊聯盟。
不過，多位受訪者指出，雖然反腐體系在不斷建設，以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民企在處理內部貪腐問題時仍然面臨難題。
如何發現腐敗行為是一大問題。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魏景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與傳統線下受賄不同，大廠腐敗通常在網絡空間發生，手段隱蔽、交易虛擬，往往貫穿合同簽訂、數據操作等多個環節，不易察覺。比如上文提到的貼吧業務部經理石某受賄案，持續近7年，才因為匿名舉報浮出水面；電商平臺掌握旗艦店入駐審批權的王某，也是平臺收到舉報信后，才發現他的腐敗行為。
趙軍表示，就算公司發現了貪腐行為，如何查實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互聯網大廠大多是民企，不具備國家機關所具有的偵查權，也缺少專業調查技術手段，內部調查時，在涉及員工個人隱私時難以把握尺度，調查取證難度高。
其中一個方法是利用大數據自查。張書樂稱，互聯網平臺的優勢在于數據量大，數據可追溯，比如某些賬號頻繁被推流，某一話題持續被刪帖，數據往往會顯示出異常。如果企業能加強這方面的敏感度，結合人工審核，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平臺軟權力”尋租。
2017年，字節跳動建立專用數據庫，用一年時間導入業務數據，便于監察、審計部門檢索，并由系統自動識別風險、推送給業務負責人。
不過，互聯網公司不乏技術人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被一些人用于轉移贓款。在查處過程中，追溯此類虛擬資產也是一個難題。魏景峰說，虛擬貨幣缺乏法定貨幣地位，交易規則復雜，特別是涉及跨國、跨平臺的洗錢鏈條，企業在追贓維權時，賠償往往與維權成本不成正比。
上文某短視頻平臺前員工馮某的貪腐案例中，馮某為了套現并轉移，安排下屬快速注冊多家空殼公司，接收短視頻平臺支付的“獎勵金”，又指使外部商戶利用8個境外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將騙取的巨額資金兌換成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再通過“混幣”手法洗錢，“洗白”后的贓款再次被兌換成人民幣，轉回馮某等人控制賬戶。
據報道，案發后，海淀區人民檢察院追回90枚比特幣，讓這家短視頻平臺挽回了部分損失。
不過，即便有的企業發現內部貪腐問題，出于擔心產生對外合作、融資經營環境等負面影響的顧慮，也有可能會選擇內部處理，因為企業始終是將平臺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媒體對案件的報道、文書的公開，都可能會對公司的聲譽以及公眾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影響企業的效益。
民企反腐需走制度化道路
商業腐敗案件中，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立案難”。
趙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長期以來，我國開展反腐敗工作時，目標主要聚焦在與公權力相關的主體(如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等)上，對民企反腐的重視程度不足。
這種情況，既有經濟犯罪案件相對復雜的客觀原因，也與執法部門擔心被質疑“插手經濟糾紛”有關，由此，一些民企的腐敗線索最終不了了之。
不過，法律制度的修訂正在彌補這一短板。2024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施行，在7項條文修改中，有3項修改涉及懲治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犯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資產罪。這3個罪名原本只適用于國企，如今覆蓋到民企。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張遠煌曾參與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咨詢會議，他指出，此前我國民企反腐主要還是企業自發性的，缺少國家層面的制度化推進，成為國家推進反腐的一個短板。修正案的出臺表明在法律層面上，我國對公共領域和非公領域的反腐敗協同推進，“短板正在逐漸補上”。
修訂后的刑法實施已一年有余，修訂條款在司法實踐中落地如何？
最高檢在今年2月的發布會上介紹，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的民營企業內部腐敗犯罪1萬余人，同比上升25%。3月，最高檢進一步披露，2024年，共有3298名民營企業關鍵崗位人員因腐敗犯罪被起訴。
吳昕棟說，修訂后的刑法實施時間還不算長，從立案到起訴再到判決，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時間。但從已公開的數據來看，全國檢察機關對民企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明顯提升，新規正在被快速應用，民企反腐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
今年9月，上海產生首例“民營企業高管非法經營同類營業案”。據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消息，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并處罰金30萬元。吳昕棟預期，隨著民企反腐意識增強，舉報線索將會更多，司法機關的打擊力度也會進一步加大。
不過，司法實踐中仍存有一些難點。吳昕棟說，修訂條款涉及的三個罪名的犯罪構成仍然不夠清晰，比如“高級管理人員”“同類營業”“親友”等關鍵概念缺乏統一認定，需要結合個案細化判斷。其次，民企腐敗案件往往伴隨股東派生訴訟、合同無效等民事糾紛，刑事與民事在證明標準和追贓程序上存在差異，容易造成“刑事追繳不足、民事執行落空”， 影響企業損失挽回效率。再次，量刑幅度缺乏細化標準，對不同身份主體(如創始人股東、職業經理人)的量刑可能失衡，甚至出現“同案不同判”。
“未來需要出臺更明確的司法解釋，以及發布典型案例來固化標準，進一步推動罪名適用?！眳顷織澱f。
他強調，民企內部反腐既需要公安機關依法嚴厲打擊，也需要企業自身構建廉潔合規體系。互聯網企業資金流量大，尤其要加強內部監督，強化企業高層和關鍵崗位的反腐責任。國家機關與民企需要共同發力，讓民企反腐走上制度化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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