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應騰（浙大城市學院教師、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建設美麗中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開展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今后5年是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要“把建設美麗中國擺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突出位置”。我國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仍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緩解，必須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打好法治、市場、科技、政策“組合拳”，健全美麗中國建設保障體系，持續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開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新局面。

　　強化法治保障，夯實美麗中國建設的制度基礎

　　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著力構建系統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基本建立覆蓋各重點區域、各種類資源、各環境要素的生態文明法律法規體系。在生態文明制度“四梁八柱”的基礎上，今后還應加大制度創新供給，統籌推進生態環境、資源能源等領域相關法律修訂，加快開展碳中和專項立法研究，修訂節約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抓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執行”。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生態環境法律和制度建設進入監管執法力度最嚴、法律制度實施效果最顯著的時期，基本建立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體系。進一步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轉變，必須保持常態化外部壓力，強化制度的有效執行，實施最嚴格的地上地下、陸海統籌、區域聯動的生態環境治理制度，全面實行排污許可制，推進精準、科學、依法治污，讓生態制度優勢充分轉化為生態環境治理效能。

　　繼續發揮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利劍作用。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長期、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任何松懈都有可能產生“木桶效應”，影響整體實效。今年是第三輪督查開局之年，需要保持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的高壓態勢，把嚴的基調和問題導向貫穿生態環境保護督查和執法監管始終，壓實保護工作的政治責任，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推動綠色發展理念的貫徹，強化督查發現問題整改，讓制度成為不可觸碰的高壓線。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厚植高質量發展的綠色底色

　　高水平環境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通過高水平環境保護，不斷塑造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借助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環境影響評價等手段，加快構建環保信用監管體系，規范環境治理市場，建立體現資源稀缺程度、生態損害成本、環境污染代價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推動經營主體主動進行生產方式綠色低碳轉型，提高自然資源節約集約安全利用水平，持續增強發展的潛力和后勁。

　　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圍繞綠色發展逐步完善體制機制，成為全球空氣質量改善速度最快、清潔能源利用規模最大的國家，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面對美麗中國建設新的目標任務，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以能源和產業綠色低碳發展為抓手，通過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和環境標準提升，推動產業、能源、交通運輸和空間結構轉型升級，制定綠色生產行業標準，促進環保產業和環境服務業健康發展，有效降低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

　　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是提升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有力保障。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粗放利用問題依然存在。通過將碳排放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等資源環境要素一體納入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總盤子，可以充分發揮市場化交易的價格發現和資源優化配置功能。建立支持出讓、轉讓、抵押、入股等市場交易行為的一整套制度體系，能夠以市場化交易形成的資源環境要素價格為指引，提高資源環境要素在不同部門、行業、地區之間的配置效率，助推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

　　加強科技支撐，增強綠色發展方式的轉型動力

　　綠色技術創新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著力點。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的關鍵時期，面對碳減排約束與未來經濟增長空間之間的矛盾問題，必須發揮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對于綠色發展的重要動力作用，推進綠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強，把應對氣候變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為國家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重點領域，狠抓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實施綠色低碳先進技術示范工程，以先進適用技術手段推動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科技創新是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關鍵變量。2012年以來，我國以創新驅動為引領，大幅提升資源利用率，改變了以要素低成本優勢為特征的傳統生產方式，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經濟增長，成為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面對加快綠色低碳科技革命的要求，必須實施生態環境科技創新重大行動，加強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零碳工業流程再造等技術創新，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態環境科技人才隊伍，強化生態環境技術服務體系，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

　　數字技術是加強生態保護修復監管的重要抓手。自然生態系統具有自我調節、自我凈化、自我恢復的能力，也存在自然恢復的局限和極限，對人工修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實施生態環境保護重大工程的基礎上，須找到生態保護修復的最佳解決方案，通過深化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應用，促進基于大數據的環境監管和修復技術發展，加強“雙碳大腦”“虛擬電廠”等創新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實現一體化的自然生態保護與修復，為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新的方法，加快構建美麗中國數字化治理體系，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

　　完善綠色低碳發展經濟政策，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協同

　　綠色低碳發展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注重同步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堅持不懈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把經濟活動、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創造條件加快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制度，大幅提高經濟綠色化程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財稅制度是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基本手段。推動市場主體和社會各方護綠、增綠、謀綠，需要進一步用好財稅政策“指揮棒”，強化財政支持、稅收政策支持，發揮好財政資金導向作用和稅收政策激勵約束作用，建立健全穩定的財政資金投入機制，統籌整合節能減排、生態環境、植樹造林、濕地保護等專項資金，調整優化財政預算科目，優化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加強對綠色產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財政支持力度，不斷完善綠色稅收制度體系，通過稅收優惠和減免等措施，促進產業實現綠色發展。

　　優化環境經濟政策是引導資源要素向綠色低碳發展聚集的重要途徑。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形成扶綠、促綠的良性循環。統籌各領域資源、匯聚各方面力量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強化金融支持、價格政策支持，健全財政金融政策協調機制，培育綠色金融體系，通過風險補償、專項獎勵、綠色發展基金投入等方式推動市場化多元化投入，使財政資金撬動更多金融資源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同時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和綠色收費價格機制，不斷優化政府綠色采購政策，引導形成綠色生活方式，使資源、生產、消費等要素相匹配相適應，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統一。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14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