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沈陽1月26日電 題：中華文化憑借什么力量走進世界？
——專訪沈陽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武斌
中新社記者 王景巍
在歷史長河中，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碰撞，都曾給對方深刻刺激和影響，各自發展軌跡也都留有對方的印記。盡管東西方文明在價值硬核上并不相同，但都是人類美和智慧的結晶。數千年來，中華文化憑借什么力量走進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實現和諧共生？
歷史文化學者、沈陽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武斌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如何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認識中華文明，深入理解中華文明賦予世界文明的價值和意義？
武斌：中西方從物質領域的交換和交流，發展到藝術、思想、文化層面的交流與共享，中華民族創造的精神文化產品逐漸走進歐洲大陸，成為“公共財產”，成為“世界文化”。對西方來說，東方文化作為一種神秘和神奇的文化想象，是深藏于歷史文化心理深處的一種記憶。正是在深入了解西方歷史文化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回到當年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盛大景象中，才能深入了解中華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激勵與開發。
討論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要了解到中華文化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獨自成長的，而是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在與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交流、對話和相互激蕩中成長發展的。作為世界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非常重要、舉足輕重。從本國、本民族之外的角度來認識中華文化，從“他者”視角也就是從世界文明的高度來認識中華文化，必然會更加全面深刻，也更加能了解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據的地位和影響。
2017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秦漢文明”特別展，展出秦始皇陵跪射兵馬俑、漢代中山靖王劉勝妻竇綰金縷玉衣等一大批珍貴中國秦漢時期文物。圖為一名觀眾聆聽博物館館長康柏堂致辭。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中新社記者：中華文化憑借什么力量走進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實現和諧共生？
武斌：一個國家的文化對世界產生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綜合國力。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上，出現過幾次非常耀眼的傳播高潮，當時的出現各有其原因和特點，但共同特點和規律是都出現在中國國力強盛、疆域廣大、和平發展的時期。漢、唐形成中國歷史上強盛的大帝國，蒙元更是一個世界性大帝國，歐亞大陸交通大開，而至明清之際，特別是康干盛世，更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后高峰。國力強盛帶動當時社會、文化各領域的創新和進步，由此出現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
高勢能文化吸引來自全世界民眾的關注，并主動前來中國學習和了解中華文化，積極向優秀文明靠攏。而從接受方來說，尤其是在本國社會文化發展處在大變革、大動蕩的時期，外來優秀文化更能產生巨大吸引力和影響力。比如，日本經歷過大化革新之后，才逐步從戰爭不斷、經濟落后、文化貧瘠的奴隸制社會過渡到封建制社會。此時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對當時的日本產生了強大吸引力，其主動攝取中國先進文化的意識也越發強烈。
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館藏的一幅清朝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繪制的反映承德避暑山莊風景的版畫，作于1714年。中新社發 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 供圖中華文化在海外廣泛傳播并產生深遠影響，從中華文化自身來說主要有三點原因：
首要，在于中華文化的豐富性。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智慧，突出表現在豐饒的物產上面，例如絲綢、瓷器、茶葉三大物產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從物質到精神，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藝術，從宗教到民俗，都或多或少、或遠或近，傳播到海外，對世界各民族文化產生各方面影響。
其次，在于中華文化的開放性。縱觀幾千年中華文化發展的總趨勢，開放性使中華文化保持一種健全的文化交流態勢、文化傳播和輸入機制，而這正是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最后，在于中華文化的先進性。在18世紀工業革命以前，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形態，以耀眼的光芒吸引海外關注。以明清時期為例，歐洲的大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萊布尼茲等人，都對中華文化表現出熱烈的贊許和傾慕之情，認為“中國”是一個令他們向往的“烏托邦”。
需要強調的是，能夠大規模傳播到海外并且產生重要影響的往往是先進的文化形態，而不是簡單的文化符號或異國情調式的調劑和消遣。
1688年法國學者弗朗索瓦·貝尼耶為法國王室而作法文本《論語導讀》，第一次用法文表達了孔子的思想，“希望能用中國的智慧，來培育歐洲年輕國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希望法國的王公貴族從中“汲取靈感，培養有愛、溫順、質樸和人道的精神”。《論語》的早期翻譯和導讀，引發了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等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極大關注，大大推動了歐洲學者對儒家思想和中國文化的研究熱潮。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中新社記者：您怎么看中華文化傳播到域外，為其他民族接受并經過創造性轉化進而成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武斌：中華文化的光輝輻射四方，通過種種直接、間接的途徑，廣泛傳播于世界各地，并創造性轉變為全人類共同財富，促進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進步和繁榮。
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顯著位置，首先在于中華文化內在的創造性動力和豐富內涵，以及在各個領域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但是，一種民族文化，無論曾經多么豐富、多么先進、多么偉大、多么輝煌，如果把自己封閉起來，完全與外部世界相隔絕，不與其他民族文化溝通交流，不僅失去發展動力，難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獲得世界性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意義。因此，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顯著地位，更在于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華文化在國際上廣泛而持久的傳播和產生的重大影響。
我個人認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認知度，包含多方面維度考量：比如海外受眾從哪些方面、哪些渠道了解和認知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覆蓋面及觸達率如何，海外受眾對中華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如何等。此外，傳播與接受密不可分，傳播的效果取決于接受的結果，文化傳播實際上就是文化接受的過程。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包括理解消化和接受的過程。當然，理解和消化并不等同于全盤接受。以佛教為例，我們接受的佛教也不是印度的原始佛教，而是中國佛教學者在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并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中國化佛教。中華文化海外傳播也是這樣，傳播效果取決于海外受眾的接受程度。
位于印尼中爪哇省府三寶壟市區的三保洞鄭和廟初建于1434年，重修于1931年，是當地著名的旅游勝地。600多年前，中國明代航海家三保太監鄭和7次下西洋，其中曾5次在三寶壟登陸，和當地人民進行友好交流與經貿往來。三寶壟市也因此成為全世界唯一以中國人(三保太監鄭和)得名的外國城市。中新社發 冉川 攝中新社記者：被歐洲啟蒙思想家看作“理性之光”的中華文化，是如何通過啟蒙運動參與世界文化歷史進程的？中西文化和諧共生是如何實現的，意義何在？
武斌：我在剛出版的6卷本400多萬字的《新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中提到一個觀點，即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是非常廣泛的。所謂“廣泛”，其含義有二：一是指傳播的內容之廣泛；二是指傳播的范圍之廣泛。作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中華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獨立思考、獨立勞作，還在于積極主動地開展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大規模地引進和吸收其他民族所創造的優秀文化成就。
中華文化從其初創期開始，就具有開放包容、積極開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長的同時也不斷向周邊地區擴展，與其他民族文化接觸、交流和融合。早期如神農、堯、舜南撫交趾，箕子走之朝鮮，周穆王西狩以及后來徐福東渡等故事，說明那時已有中國人把初創期的中華文化向域外傳播出去。隨著中華文化自身的發展、成長和成熟，隨著交通的發達、對外交往的擴大，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內容更為豐富，傳播的范圍更加廣遠，所產生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歷史源遠流長，如滔滔江河奔騰不息，數千年沒有中斷，且傳播的范圍日益廣泛，內容日益豐富，影響日益擴大。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歷史與中華文化的發展史同步，中華文化發展自身歷史的同時也貢獻于人類文明。(完)
日本富士山北麓樹立著一塊"徐福碑"，用以紀念傳說中的徐福東渡。碑上刻錄著趙樸初詠徐福的詩句：徐福乘槎竟不回，三千弟子老蓬萊，至今兩岸留佳話，花萼城村次第開。綜合日本方面的研究，相傳徐福在公元前210年受秦始皇之命率三千童男童女東渡扶桑，尋找長生不老藥。徐福登陸日本后輾轉各地，給當地帶來了當時中國先進的農耕文化，最后定居在富士山麓。至今日本許多地方尚流傳著徐福的故事，也有自認為其后嗣者。中新社記者 王健 攝受訪者簡介：
武斌，歷史文化學者、研究員，曾任遼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沈陽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遼寧省文聯副主席等，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數十種，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宮學與沈陽故宮》《沈陽故宮四百年——一部敘事體的文化史記》《絲綢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華文明的世界影響力》《中華傳統文化傳承史綱》《新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