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姚中秋：中華文明將為世界提供何種智慧？
中新社北京9月21日電 題：中華文明將為世界提供何種智慧？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姚中秋
作者 崔白露 徐雪瑩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下，新風險與新挑戰層出不窮，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相互交織激蕩，人類前途命運面臨考驗。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成為人類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
“新冠疫情出人意料的反轉和迅速蔓延，加速了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之演進速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姚中秋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如是說。他認為，中國儒家思想和傳統價值理念將為解決全球性問題和推動人類進步提供智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當代發展
中新社記者：作為“新儒家”代表人物，您認為中國傳統價值觀在當代有哪些發展？
姚中秋：一百多年來，中國發生深刻而全面的變革，諸多傳統價值不僅沒有消亡，反而煥發新的生機。這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對“平等”價值的發揚。
在人類文明中，中華文明最早且較充分地以平等為基本價值。從宗教根源來看，中國人敬天，在天之中人人平等；從政治根源來看，秦朝掃平一切中間性權力，所有人成為“編戶齊民”，皇帝直接統治每個國民，國民在政治上相互平等，也都擁有小塊土地耕種。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傳統。
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目標是實現最大限度的平等：在國際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與他國的平等地位；在國內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這是中國傳統平等價值的升級版。
直至今天，包括英美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缺乏這種政治觀念，他們或有世襲貴族，或有財產貴族。他們更偏愛自由這個價值。略加觀察即可發現，既得利益群體鐘愛自由，結果是極少數人富可敵國，進而把財富轉化為權力，固化社會階層。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即重歸平等價值，阻止經濟、政治等級制的定型。
資料圖：某小學，學生經過校園里的孔子雕塑并鞠躬。王東明 攝中新社記者：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不斷豐富發展，傳統儒家思想如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
姚中秋：清末民初，歐美列強將中國拖入支配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對中國來說，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全新的，傳統儒者不可能想到現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體系化水平之高和穿透力之大，因此儒家無法提供解決方案。
西方各種思想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應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有效辦法。馬克思生活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帶，洞悉了其運作秘密；列寧生活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看清了其致命弱點。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診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內在病理的方法，也提供了根除病灶的藥方。
儒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結合，在于解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兩個世界性問題。中國人以西方現代思想之精華，豐富發展自身的思想體系，構造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找到了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道路，并實現了工業化。
許多人以為自己生活在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中，其實，這個世界的根本問題仍是資本主義之病和帝國主義之惡。這給思想學術界出了新課題：工業化社會如何控制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如何抵制并最終消滅帝國主義？這是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最為重大的思想課題。要答好這張問卷，必須立足于中國實踐，綜合運用中國思想資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通過再度融合，實現思想上的創造發展。
資料圖：2020年9月28日，庚子年祭孔大典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舉行，紀念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誕辰2571周年。 中新社記者 張勇 攝新冠疫情凸顯“中國價值”
中新社記者：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相較一些國家嚴峻的疫情形勢，中國在疫情防控上取得顯著成效。中西方在抗疫上采取的不同做法體現了哪些價值觀差異？在應對全球性危機時，中國的價值理念能為世界提供哪些新的可能？
姚中秋：面對同樣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國家采取的對策大相徑庭，這是由不同的政治制度、經濟技術水平、政治價值觀和社會民情等多種因素所決定的。
在疫情防控上，許多國家的做法效果不佳。欠發達國家可以用經濟原因解釋，但發達國家不缺錢也不缺技術，恐怕只能用價值觀來解釋。比如英國最初公然倡導“群體免疫”，便體現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底層邏輯，即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每個人自生自滅。
自古以來，中國人心中最高的價值是仁，政治的最高價值是推行仁政。“仁”是“仁者愛人”，人命關天。“仁政”在大禹那里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在漢文帝那里是養治萬民，自古至今，中國歷代政府都把厚生養民當成自己的首要責任，重視人的生命并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使其生生不已。當前中國采取堅決措施抗擊疫情，也基于同樣的價值觀，這是中國一以貫之的政治之道。
這種價值觀就決定了，中國人認為，政府應具有道德責任感并積極有為，根本的政治問題不是洛克所說的保障私人財產權，不是美國聯邦黨人提出的限制政府權力，而是通過各種制度設計，建立為全體人民服務的政府。
全球抗擊疫情的結果已表明，“仁”的理念最具人道主義精神，普適于人類。當然，仁是最抽象層面的，它可被具體分解。例如人與人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相處的原則，應當是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簡單地說，就是要互愛互敬。
資料圖：孔子研究院內的展覽。中新社記者 韓海丹 攝中新社記者：您曾提出“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宣告終結”，對此該如何理解？
姚中秋：首先，自由主義絕不是西方自古就有的價值和思想，而是一個現代現象。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形成于19世紀上半期，彼時英國初步完成工業化，擁有巨大的比較經濟優勢，于是主張自由貿易、企業自由競爭，經濟自由主義由此形成；與此同時，通過工業化特別是帝國主義政策，英國從外部攫取更多利益，有條件滿足更多民眾的利益訴求即“權利”，政治自由主義由此形成。可以看出，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有內在聯系。
19世紀中期至1990年，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始終只是世界多元思想舞臺中的角色之一，亦面臨激烈競爭：最初是馬克思主義及其所指導的社會主義運動；隨后有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廣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文明古老的宗教、本土思想仍支配廣大民眾。許多人以為現代思想史就是自由主義思想史，這是極為偏頗的，是西方學界編造的神話。西方國家的思想史只代表少數國家，而廣大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思想才是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有待去發現和認真對待。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真正確立霸權地位，是在冷戰結束之后。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冷戰勝利者，將冷戰結束說成自由主義的勝利，塑造了自由主義萬能的神話，并在世界大力推廣。但神話都會反噬，始于欺人，終于自欺。
冷戰結束后，許多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并未實現國家發展。相反，中國這個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上不接受自由主義的國家反而快速穩定發展。面對這些“反常”，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無法自圓其說，其文化霸權也就無法維系。
資料圖：福州一地學生舉行傳統儒家拜師入泮儀式。中新社記者 呂明 攝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中新社記者：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始終抱有偏見、誤解，甚至將中國的文化傳播視為政治滲透。面對這種挑戰，應如何更好地傳遞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
姚中秋：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故事持偏見和抗拒態度，原因在于故事中蘊含的中國價值和文化，會對西方國家國內、國際權力秩序形成沖擊。
講好中國故事，要弄清“講給誰”的問題。當前媒體有大眾化、影像化特點，例如時下流行的短視頻有很強的平民化傾向，深受普通民眾喜愛，原因在于它們呈現出普通人的生活。因此，中國的傳播要走群眾路線，講好普通中國人的故事，通過他們，把中國發展的現實呈現給世界。
在思想學術層面，則需講清楚中國發展的內在政治、經濟、文化邏輯。如果始終限定在別人的條條框框里，就永遠講不好自己的故事。如果把西方認為的個人自由作為主要價值，那就無法講好中國的發展故事。
針對這種局面，目前國內有學者倡導歷史政治學，主張回到歷史和面對事實，重建政治學理論，即基于中國和廣大第三世界的現實，中國思想學術界需從根本上構建新的社會科學概念和命題。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工業化、科技等方面開始處于領先地位。相較于硬實力，中國是否仍面臨一些軟實力方面的困境？
姚中秋：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節”，這個道理不僅適用于個人，也適用于國家。國家只有先富強起來、具備硬實力，才有條件具備軟實力。
19世紀上半期，英國率先實現工業化，擁有軍事、技術、產業優勢，在戰爭中不斷戰勝他國，世界便對其刮目相看。清末中國被英國打敗，只能“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其語言、技術、法律甚至政治制度，這就是英國相對于中國的軟實力。
19世紀，法國人、德國人不會正眼看待美國的思想、學術、文學和藝術。然而兩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成為最強大的工業國及戰勝國，其他國家就開始主動或被動地接受美國語言、思想、價值、制度、藝術、教育。
因此，中國要先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才有可能形成軟實力。對于一個現代國家，尤其是中等規模以上的國家，工業化是頭等大事。中國共產黨最偉大的成就正是領導中國實現工業化，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擁有了“倉廩實”和“堅船利炮”的硬實力。可以說，硬實力的事情慢不得，軟實力的事情急不得。
中國式的世界秩序新方案是“協和萬邦”，實現共同富裕。19世紀中期以來，英美建構并維系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軍事開路，并運用貿易、金融等手段聚斂世界財富。但中國最強盛時也沒有這么做，而是憑借卓越的生產能力和優秀文化，構建和維護“天下秩序”，其要義是以自身文明幫助周邊民族實現發展，也就是明太祖所說的與各國“共享太平之福”。
今天，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這個天下秩序的升級版：以生產為中心，協助各國形成發展能力，實現共同發展。我相信，這樣的世界秩序新方案會有越來越大的道德感召力。(完)
受訪者簡介：
姚中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經學、歷史政治學、現代世界政治體系理論。曾出版西方法政譯著十余種、中國經史研究著作多種。最新出版著作《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可大可久：中國政治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