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40年)回望40年，中國經濟特區為什么行？
中新社北京8月27日電 題：回望40年，中國經濟特區為什么行？
中新社記者夏賓
40多年前，一封信和一塊地，吹響了中國經濟特區發展的號角。
1979年1月，一封關于香港廠商要求回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了鄧小平的辦公室。鄧小平閱后，當即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干。
轉眼到當年7月，時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的袁賡提出在內地沿海建設一個出口加工基地的想法，在一塊名為蛇口的兩平方公里的地方變成了現實，蛇口工業區成了中國經濟特區的發軔地。
如今，經濟特區結出碩果累累的背后，更為中國各地的改革開放奉獻了經驗樣本。人們不禁要問，經濟特區為什么行？
打開國門 與世界做生意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個轉折點，這次意義非凡的會議后，黨和國家領導人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和契機，提出了“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的科學論斷。
秉承著打開大門與世界做生意的理念，經濟特區就此誕生并實現快速發展，一批又一批的工廠從特區拔地而起，而“中國制造”也正是從此刻開始逐漸走向世界。
為何彼時經濟特區能成為吸引外資的高地？從國內角度而言，經濟特區的特殊優惠政策是一塊巨大的“磁石”，而從全球范圍看，世界經濟產業的發展階段到了需要中國經濟特區的時候。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指出，事實上，全世界的制造業供應鏈每隔25年左右都要“搬一次家”，經濟特區的成功就是抓住了這個機遇，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全球供應鏈系統開始向深圳等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轉移。
解放思想 打消舊疑慮
在經濟特區建立之初，人們一直爭論著一個問題：經濟特區會不會成為昔日的“租界”和“殖民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提到，當時的中共中央作出明確表態，提出中國特區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特區內全面行使中國國家主權，這和由不平等條約產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質上根本不同。
經濟特區能走好走穩的另一個關鍵在于厘清了姓“資”還是姓“社”的疑問。
蛇口是深圳特區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從1979年到1984年，蛇口工業區創造過24項全國第一：率先推出定額超產獎勵制度、在勞動用工方面推行勞動合同制、以工程招標的方式管理工程、職工住宅商品化、全國范圍內招聘人才……那個年代的石破天驚，如今已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常態。
“當時的情況是，外資進入特區之后，必須實行市場經濟運作方式，許多方面都必須打破過去傳統的計劃經濟運作模式。這個問題在整個80年代一直是有爭論的。”鄭永年指出，正是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強調，市場經濟是促進生產力的方式和工具，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而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
放手改革 闖出一片天
不要資金要政策，中央放權興改革。這句話伴隨中國經濟特區起步。
1981年5月至6月，由谷牧主持，在北京召開了廣東、福建兩省和特區工作會議。在會上，兩省的要求就一個：“松綁放權”。
根據會議結果報送中央的《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系統地為特區建設提出了10條政策性意見。
例如，特區的規劃和建設要因地制宜，注重實效，各有側重；海關對特區進口的貨物、物品，要給予特殊的關稅優惠；簡化入出境手續，方便人員往來；勞動工資制度要進行改革；特區市場需要的國內出口商品，可由特區向有關外貿公司提出訂貨，以外匯結算等。
其中更是提到，特區的管理機構，應按照精簡、高效的原則設置，并賦予充分的權利，使之能獨立自主地處理問題，協調各方面的關系。
現在的中國正推動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這其中不單單是經濟特區要整裝再出發，與其并肩而行還有自貿區、自貿港、粵港澳大灣區等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下的“弄潮兒”，而經濟特區的發展經驗則將與時俱進地伴隨其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