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專欄作者王夙認為，經濟特區的設立凸顯了中國制度“敢為人先”的行動能力，經濟特區的成長映射出中國制度“靈活務實”的進化能力，經濟特區的產業轉型展現出中國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準《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宣布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省的廈門四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40年彈指一瞬，特區的建設者們篳路藍縷、薪火相承，幫助經濟特區在“不惑之年”交出了一份非凡的答卷。特區敢闖敢干，幫助國家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領域探索出了寶貴的經驗。特區不僅發展了自身的經濟水平，還將影響力輻射至周邊，帶動了東部沿海一大片區域的發展，充分展現了“以點提線”的靈活發展方式。

　　縱觀世界其他國家，特區并非中國獨有，許多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嘗試建設經濟特區，如朝鮮設立了羅先經濟特區，越南設立了云屯、北云峰、富國島三大經濟特區，古巴設立了馬列爾經濟特區等。鄰國俄羅斯更是累計設立了17個經濟特區。但上述這些特區的成效并不明顯，更無法達到中國經濟特區尤其是深圳特區的標桿高度。造成這一反差局面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中國的制度優勢無疑是中國經濟特區賴以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的根本原因。

　　經濟特區的設立凸顯了中國制度“敢為人先”的行動能力。經濟特區制度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彼時的中國百廢待興，經濟水平低下。設立特區的想法在制度層面無跡可尋，在理論層面爭議頗大。但是，當時的中央和地方領導同志，為了摸索出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有效路徑，敢于打破既有“條條框框”的束縛，抱著“向死而生”的態度，毅然設立了經濟特區，為中國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經濟特區的成長映射出中國制度“靈活務實”的進化能力。特區的建設不是簡單的畢其功于一役，而是“摸著石頭過河”。建設經濟特區的過程中，曾經誕生過許多理論或實踐層面的難題，如“特區是不是租界”“如何看待外資”“住房能否商品化”等。這些在今天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卻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牽一發而動全身。關鍵時刻，中國制度發揮出了“靈活”的一面，擱置爭論，先全力發展，用成果來證成或證偽上述爭議問題。許多因特區發展而產生的爭議，最終也被特區的發展帶入了歷史的洪流之中。中國制度的“靈活”源于其“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一切都根據經濟特區發展的現實需要，不斷推動特區制度、文化乃至思想觀念的與時俱進。

　　經濟特區的產業轉型展現出中國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經濟特區自設立后，一直在驅動經濟發展層面展現著強大的動能。然而，2002年，一篇網文引發的“深圳拋棄論”橫空出世，從金融、高新技術產業、國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環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特區發展的積弊，引起輿論關注。筆者以為，不能簡單地用“對”或者“不對”來評價上述言論。從更高的站位來看，“拋棄論”實際上反映出中國制度賦予了普通公民樸素的“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彼時言論中提到的許多危機或許后來并未出現，但這未嘗不是因深圳受到觸動而提前將問題克服于無形。正是中國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才能確保經濟特區建設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始終不被“石頭”絆倒。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今年“四十歲”的經濟特區更是心思澄凈、絲毫不惑，始終銘記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開放、探索治理新路徑”的初心與使命。夯實并發揮好中國的制度優勢，必能幫助中國的經濟特區再攀高峰。(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政策法規研究所行業改革發展研究室主任、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專欄作者 王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