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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經濟的新常態遭遇世界經濟的復蘇疲態，當國企與市場經濟融合中屢屢受制于政企不分的牽絆，當一部分“排頭兵”站上國際起跑線而另一部分卻仍立于虧損邊緣……與上世紀末那場國企改革相比，新一輪國企改革無疑更復雜也更艱難。怎樣通過國企科學分類為改革奠定體制基礎？推進混合所有制如何避免國有資產流失？國企監管如何與現代企業制度更好融合？瞄準經濟發展中一個個深層次問題，國企改革開始了一場大手術。
分類改革要先“動刀”
“長期以來，說到國企，就有一種觀點認為是國企壟斷。其實，國企中只有少部分是壟斷，112家央企中不超過17個，大部分是走向市場的。為何會產生這種誤解？原因就在于沒有把分類搞清楚。”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表示。
從上海打響“頭炮”起，過去的一年里，20多個省區的國企改革集結號相繼吹響。但在多數業內人士看來，很多動作尚未落到實處，或者是邊做邊等。“地方層面的國企改革，涉及了混合所有制、國資結構調整、產權制度等內容，但在國企分類、政企分開、股權改革等頂層設計上，各地改革是有限的，只是枝葉在動，根本未動。”李錦指出。
分類成為新一輪國企改革必然的前奏。國資委主任張毅在日前召開的央企負責人會上明確表示，2015年要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對不同類別國有企業，要按其主要特點、發展目標、改革方向，分類推進改革調整，加強分類監管、分類考核。
“區別企業所承擔的公共服務和特點，區分壟斷性收益和競爭性收益，將對國企進行更加周密的分類，初步考慮把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日前召開的“首屆國企改革發展前沿論壇”上透露，對國企進行分類改革和管理是要明確國企的國家所有權政策，明確國家對國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目標，以及對具體中央企業的商業目標，完善整體的配套評價體系，為全面推進改革打下堅實基礎。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主張把國企分為公益性和營利性，“公益類國企交財政部監管，納入公共財政預算，這類國企的企業家可以由政府任命，薪酬也要限制；營利類國企應由國資委監管，這類國企的企業家應該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不限薪。同時，營利性國企的進退應由市場來選擇。”他指出。
據有關人士透露，更具體的分類是，商業類被分為了商業一類和商業二類。前者主要是指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企業；后者則主要是指主業關系到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或處于自然壟斷行業、經營專營業務、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企業。
現實情況中，很多國企業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細分將是個艱巨的工程。“細分以后，對不同類型國企將根據不同定位，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提出不同的考核要求。”李錦表示，這將是一場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變革。
數據顯示，去年1-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100元營業收入納稅率，國有工業企業為8.53元，私人企業為3.02元，外資企業3.03元，國有工業企業稅負為其他企業的2.6倍。
楚序平強調，分類之后急需盡快建立對國企的科學評價體系。“怎么建立客觀評價體系、完善公平競爭政策任務很重要。”同時，他認為，要研究建立分類后的國企分類考核問題，解決考核中存在的過于重視當期利潤、中長期考核激勵不足、考核標準“一刀切”、董事會考核權不足等問題。“此外，也要研究企業分類后的分類改革、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更好服務國家戰略等問題。”
因企施策“對癥下藥”
當分類改革理清國企的功能糾葛，混合所有制將向著十八大確定的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更加順理成章地全面鋪開。
最近召開的央企負責人會議首次提出“負面清單”概念，意味著除了少數禁止的行業外社會資本都可以進入國企；但同時也強調不能一“混”了之，要一企一策，因企施策。
混合所有制在實現國企與民企優勢互補上的成功實踐已被充分證明。然而面臨的問題也更加尖銳：如何解決民企由于擔心混合后缺乏話語權而進入積極性不高的現象？如何在混合過程中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國外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無疑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新加坡淡馬錫公司成功進行了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淡馬錫以控股方式管理著23家國聯企業，其中14家為獨資公司。
新西蘭則對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幾條“鐵律”：政府保留對企業的控制權，保留至少51%的股份，不允許出現基石投資者（即除新西蘭政府外，禁止任何單一投資者持有超過10%的股份）；新西蘭公民與機構享有優先購買權，新西蘭公民與機構持有的股份（包括政府股份）不得低于85%；國有股份出售必須通過IPO上市發行，禁止協議出售；國有股權減持收益用于發展新產業或購買新資產等。
“今年國企混改重點在于頂層設計和細節安排。”楚序平提到，我國的混改也可以明確幾個原則：一是央企總部最好保持國有獨資，對絕大多數重要國企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權；二是混改過程中優先考慮包括社保基金、保險基金等公眾基金，優先中國投資者；三是混改出售的國有股權收入，必須用于發展國有經濟的新投入，不能吃光分凈；四是一企一策，不刮風、不搞倒計時、不搞運動，防止犯顛覆性錯誤；五是優先鼓勵IPO上市發行進行混合，必須進場交易、競價交易，禁止協議出售等。
“一企一策并不意味著沒有統一的約束，制度的約束應該至少體現在改革程序公正規范、改革方案依法依規、股權轉讓公開公允、內部分配公正透明四個方面。”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認為，防止混改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最好的辦法是規范國有資產評估，完善國有資產定價機制，嚴格資產交易操作流程，確保公開透明。
事實上，并非所有國企都適宜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認為，只有競爭性國企適合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公益性國企和自然壟斷型的國企應堅持國有獨資或國家控股。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主任龍斧也表示：“企業不缺錢就不需要上市。”他說，美國近90%的中小型企業都不上市，仍然可以保證效率。
李錦判斷，隨著混改的不斷深入，未來將迎來三大浪潮，一是民營經濟活力充分釋放的浪潮，二是國有企業結構重組的浪潮，三是隨著產業結構大調整，新興產業發展帶來的科技創新潮流。三大浪潮或將成為重塑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國資監管“動其筋骨”
事實上，國資監管改革早已提上了國企改革的日程。“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改革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國資委主任張毅表示，國資委要帶頭自我改革，把該企業行使的權力交給企業，把不該企業承擔的包袱都卸下來。
“國企當前最突出、飽受社會詬病的問題就是運行效率低下、經濟效益不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企市場主體地位未真正確立，突出表現在自主經營地位缺失、自負盈虧的責任落不到實處、自我約束能力不足。”廣東省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董事朱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破解之道在于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從管理國企向管理出資人投資資本轉變，從管理企業經營者到管理企業董事會，由董事會選聘經營班子轉變，從管理企業的重大事項向部分授權委托董事會管理轉變。”他強調，要合理界定國資監管部門的職權，避免國資監管部門“既當老板，又當婆婆”的尷尬。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此前也表示，國企要進行兩個層次的改革：高層次的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低層次的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國資委不直接管企業，而是下設公司，管理國有資本的配置。目的是將國有資本用活，產生更大的效益，提高資本利用效率。企業體制著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厲以寧說。
對改革后的國資監管來說，重要的是引導國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優化調整。“要做好加減法，加的是新技術、新業態，做大做強戰略新興產業，積極拓寬國際市場；減的是通過企業兼并重組、優勝劣汰，對無效、虧損的不良資產果斷進行關停并轉。”李錦表示，“2015年，在分類改革完成的基礎上，企業必然會迎來大分化、大調整、大改組的過程。112戶央企可能會重組為30到50戶左右。”
必須看到，國企崛起為中國崛起做了巨大的貢獻。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看來，今天中國企業的成長發展不是單純地討論誰進誰退的問題，而是關于中國企業與國際跨國資本之間的競爭。“能否搭上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快車，關鍵在國企。與世界一流企業相比，中國企業在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的集中度還遠遠不夠。要搭上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快車，需要突破傳統的國內視角，放在國際競爭背景下做強做優國有企業。”他強調，新一輪國企改革要服務于能否打造出世界一流的跨國企業這一戰略目標，也是檢驗國企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和依據。（本報記者 溫源）
專家觀點
國務院國資委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將來央企會分為三類：第一類，大部分的央企將會改組成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第二類是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比如十家左右；第三類是調整保留功能性的實業公司，比如十來家。
中國工業經濟學會會長鄭新立：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從管資產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有利于優化國有資本配置，落實國家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對于產能過剩行業，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可抽出一部分資金，投入到急需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供給不足的行業，從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到2020年，在全球化視角下國企改革發展應該實現三個目標：進入世界500強的國有企業數量比現在翻一番；世界500強50個行業中的“中國兵團”分布數翻一番；世界品牌500強中的“中國品牌”翻一番。 （陳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