饅頭辦、西瓜辦……地方層面到底有多少個議事協調機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13萬余個。“協調機構”過多過濫，打著“協同作戰”的牌子，掛著“一把手”的旗子，喊著“提高效率”的號子，各種協調機構層出不窮的現象背后，到底是無奈還是無能？（10月22日新華社）

　　首先必須明確的一點是，盡管目前全國一次性砍掉了13萬個議事協調機構，但也不能一味否定所有“協調機構”存在的意義。見到某某辦、某某領導小組就要反對，這也是走向了反面極端，并不可取。在一些覆蓋范圍廣、涉及單位多、重要性凸顯的領域，比如在食品安全方面，設置國家層面的議事協調機構，統籌工商、食藥監等部門協同作戰，是理所應當之舉。

　　歸根結底，當下有關協調機構的真正問題在于過多過濫，不僅設立隨意性太強，職能履行也是空有其名。饅頭辦、西瓜辦、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辦、禁止午間飲酒辦公室……“奇葩”頻現。相當一部分協調機構的設立純屬“形象工程”，領導掛帥只是為了體現對某項工作的重視程度，而對實際問題的解決并沒有太多推進作用。

　　協調機構層出不窮，一者部分領導恐怕自己也數不清“領導”了多少個辦，實際上恐怕既未真正領導過，也沒有真正協調過，淪為空轉機構。二者，寶貴的人力物力耗費在文山會海之中，但凡要落實工作，不問實際需要就先成立各種辦公室，造成機構、人員冗雜。西瓜辦有了，冬瓜辦要不要？饅頭辦有了，面條辦是不是也可以有？這也辦那也辦的最終結果，往往是該辦的沒辦好，不該辦的倒辦了，比如過度干預市場、亂發文、亂攤派等。此前引來熱議的鄭州“饅頭辦”，收取商戶上千元辦證費用，就是政府之手伸得太長，伸到了市場之手該管的領域里，最終導致越“辦”越亂的實例。

　　砍掉這些徒具觀賞價值、實用價值寥寥的協調機構，是從外在形式、機構設置上做出的改變，還需輔以內部機制的升級，落實依法行政。這辦那辦，都不如依法律來辦，才能一方面避免砍掉協調機構就無人出面協調的弊端，另一方面杜絕這些機構換個馬甲，重出江湖。

　　首先，協調機構的設立、運行、退出都應遵從“機構法定”原則，不能某個領導一句話就掛牌成立，而要遵從一定的程序和制度。協調機構不是不能設，而是要明確為什么而設、設立之后怎么運行、將來如何退出等一系列問題。我們常常看到不少協調機構成立的新聞報道，卻鮮有獲悉這些機構完成歷史使命，適時退出。比如在非典發生十年之后，遼寧省才撤銷了“省防治非典指揮部”，不免讓人貽笑大方。此外，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行政之手要自覺管住，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的事情，政府一定要設立個什么辦公室越俎代庖，大可不必。

　　其次，完善不同部門的協同合作機制，完全可以采取改革績效考核、評價體系等制度化渠道，在依法行政的框架內解決，而不必打新設機構的主意。一可看過程，部門協作不應文來文往，開開會、簽簽字就了事。為督促各部門完成其法定職責，不妨探索在考核政府部門時引入協同合作指標，讓與其合作過的兄弟部門來打分評價；二可看結果，若某項需要多部門協同合作的工作未達標完成，理應追究其中合作不得力的單位，對那些守著自己一畝三分地，有困難就推有利益就搶的部門，依法問責不應是“紙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