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統計倒閉企業的數量，起碼已有上萬家企業倒閉或者停業。”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告訴京華時報記者，晚會等演出行業極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舉辦的大型晚會，小到一些鄉鎮舉辦的微型演出，都會有不同的公司承辦，此前這個行業起碼有一半以上的市場是由政府包括國有企業埋單。據不完全統計，這一市場預計有數十萬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費”等政策影響下，行業受沖擊非常大。
公款催生異樣繁榮
政府和國企的買單，支撐起了演出市場多年的異樣繁榮。
中國歌劇舞劇院是文化部下屬曾經演出生意最好的單位。連續八年收入第一，最多一年400多場演出，2012年營收1.6億元，去年營收1.3億元。
中國歌劇舞劇院副院長張亞峰在位于南三環方莊的辦公室里對記者回憶著往日的幸福時光：以前全國各地什么節都邀請大型文藝團體演出，全國好幾個地方舉辦的好幾個梨花節、菜花節。菏澤有牡丹節，洛陽也有牡丹節。還有好多藥材交易會也要搞大型文藝演出，所以接連不斷地邀請中國歌劇舞劇院前去演出。這些重疊的節日，都與旅游掛鉤，與地方政府的政績掛鉤。那時不少歌舞晚會多年無創新，都是找個名人，加個伴舞，找幾個老歌改改，蕩幾個秋千搞幾個裝置。這樣演出的邀請都接不過來。
讓演出商史麗曾經大賺一筆的不少經驗就來自于她曾經供職的央視《同一首歌》演唱會劇組。史麗說，最輝煌的時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費達到800萬人民幣，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業支付。所以史麗深知要想賺錢，就要抓住政府和國企這兩個大金主。
“我的公司靠的是關系，不做商演只做國企和大型民企的年會和活動。”史麗回憶，“以前國企真敢花錢，前兩年有一年春節前，一家大國企要辦年會，非要請一家部隊文工團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時那男明星一場演出也就20萬出場費，可是這回非要35萬，我心想這人獅子大張口，干脆不請他了，就成心跟這家企業報價40萬，覺得這么貴肯定就把企業嚇回去了。沒想到這家國企的女老總就喜歡這位明星，一口答應下來了，結果我還多賺5萬。”
大型房地產企業也是文藝演出最有購買力的消費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項目開盤搞演出，企業老總最崇拜毛澤東，當時電影《建國大業》正在火熱上演，他讓我必須給他請到影片中毛澤東、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扮演者。我說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問問人家的檔期啊，這家房企老板說‘沒事，開盤時間等這三位的檔期都合適再開始’。”史麗回憶，“扮演毛澤東的演員很隨和，一個月后回國參加了活動，還念了詩。本想邀請扮演蔣經國的演員唱首歌，可是我聯系的是他的影視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結果‘蔣經國’只能在演出中說說話，我還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協調，最終搞定。而蔣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產商有關的商業活動，不想來，房企老板以為是價錢問題，告訴我說多少錢都沒問題，我心想要這么說‘蔣介石’更不來了，所以只能從友情上打動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辦成，請到了‘蔣介石’。”
國家京劇院藝術發展中心主任宋小川說，以前每到年會，各大企業包場很多，一場京劇演出，京劇團的報價至少十萬起步，每天國家京劇院業務處來約演出的電話不斷，業務人員根本不出門。“演一場《紅燈記》總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該虧錢了。不過我可知道其他藝術團的報價，東方歌舞團一般三十萬起步，一位中國頂尖的女民歌演員的一場音樂會是兩百萬。”
喜歡京劇的老板花錢，有時請員工看戲。另一個帶來錢的途徑是生日與堂會，這和一百年前京劇演員的賺錢方式幾乎沒什么區別，“例如大公司過生日，老板過生日，大機構過生日，上司過生日，京劇演員都要去唱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