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山西的安澤縣郎寨磚塔、屯留縣先師和尚舍利塔、長子縣小張碧云寺大殿、稷山縣北陽城磚塔等國保單位，由于是地上建筑，價值很容易確認，申報國保單位就成為一個相對容易的事情。因而古建筑的優(yōu)勢，成為山西獲得更多國保單位編號的重要原因。

　　統(tǒng)計方式的差異也讓陜西吃虧不少，陜西不少國保單位為合并項目，如西漢帝陵由8處合并，唐代帝陵由15處合并，延安革命舊址由14處舊址合并，西安事變舊址由8處舊址合并，這還不包括大量的陪葬墓地。

　　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曾在回答記者關于第七批國保單位的問題時說：“數(shù)字不是我們考慮的重點。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評選歷來都是重質不重量。”所以數(shù)字僅僅是數(shù)字，數(shù)字背后的價值才是更值得驕傲的地方。

　　至高性和唯一性

　　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在陜西調研時曾用萬分肯定的語氣說：“陜西文化遺產大省的地位誰也不能撼動。”

　　事實上，文物大省的定義不僅僅應該是數(shù)量上的，更應該是質量上的，陜西文物的含金量是業(yè)內人士從未懷疑過的。

　　“選取國保單位的標準，應該是一個漸次遞減的過程。前一兩批的國保單位，是精中選精，優(yōu)中選優(yōu)，他們代表著一個民族的精華。”文物領域的專家這樣說。

　　趙榮作為陜西文物局局長，同時也是文物領域的專家和文化遺產專業(yè)的博士生導師，他對陜西文物的分量有著充分的自信：“陜西始終是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這里擁有代表著中國核心價值的大量歷史遺跡。陜西文化的至高性和唯一性不容置疑。”

　　第七批國保單位仍沿用第六批國保單位采用的分類法。其中古遺址516處（26.6%）、古墓葬186處（9.6%）、古建筑795處（40.9%）、石窟寺及石刻110處（5.7%）、近現(xiàn)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329處（16.9%）、其他7處（0.4%）。

　　在這個分類比例中我們可以看出，古建筑和近現(xiàn)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占據(jù)了很大的份額。周魁英說“陜西由于在古代一直是中國的核心區(qū)域，也是戰(zhàn)亂中心，古建筑破壞較多，遺存較少。這樣就少了很多機會。同時據(jù)了解，在這次國保單位的評定中還新增了工業(yè)遺產、鄉(xiāng)土建筑、文化線路等類型。這些都是陜西比較欠缺的。

　　然而歷史給予我們的就是我們的珍寶，完全不需要為我們沒有的東西而遺憾。陜西文物代表的是中華民族的根脈，地下的文物雖然無聲，也不見得炫麗，但是他們證明著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東西，而其余的文化遺產都是文化之根上的美麗花朵。陜西文物的唯一性和至高性足以讓陜西文物大省的地位穩(wěn)若磐石。

　　無論是從歷史縱深的意義，還是橫向的廣泛，陜西文物都提供了最豐富的見證。趙榮說：“陜西文化遺產始終代表著中國歷史長河中主流的存在方式，表達著強大的文化力量。如周原遺址、豐鎬遺址、秦咸陽城遺址、隋唐長安城遺址、秦始皇陵、西漢帝陵等，不僅體量高、面積大，而且內涵豐富，價值極高。他們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地區(qū)存在，是古代至高文明的代表，同時在今天也影響中國人思維和行動方式。這些文化遺產是中國人共同的最值得驕傲的記憶。”

　　文物大省應有文物大省的自信，我們的文化遺產承載著最豐富的文化信息和科學信息。他們是我們的先祖?zhèn)鬟f給我們的歷史信號，是最值得榮耀的存在（陜西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