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7日刊出評論說，日本的黃金時代已成為過去，大和民族作為單一民族而又人口持續減少，日本不僅無法保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災后的重建也比阪神地震之后的重建更困難、費時更久。從中國在經濟總量與國際影響力方面來看，中國領先東亞，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這一態勢對于世界格局有何影響，值得研究。

　　文章摘編如下：

　　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的海嘯、核泄漏危機，重創了日本，日本首相菅直人稱之為國難。這次日本遭受了巨大災難，日本民眾面臨災難沒有慌亂，社會秩序井然，使國際社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日本百年來社會建設的良好一面。

　　然而，與人們的期望相反，日本的社會精英在災難面前，卻是驚慌失措、反應遲鈍，不僅無力為災民及時提供援助，在核泄漏危機的處理中更是既錯失良機，沒有在第一時間采取有力措施堵塞核泄漏，又沒有及時向外國要求提供援助。日本災民和其它國家的災民一樣，在痛失家園、失去親人之際，需要領導人前來安慰和幫助，但是日本領導人卻遲遲沒有出現在災區。以至于以忍耐力著稱的日本人也對政府發出了怒吼。日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救災中沒有充分協調和合作，也阻礙了救災，反映出日本行政體制的弊端。

　　20多年來日本政壇風云多變，幾乎每年換一個首相，08年又首次出現了民主黨政府，執政超過半個世紀的自民黨下臺。民主黨高層沒有行政經驗，菅直人呼吁在野的自民黨加入“救國內閣”，共赴國難，但是被自民黨所拒。即使是民主黨內高層的同志，也沒有人出來與菅直人共渡時艱。可見日本的政治精英完全沒有凝聚力，完全沒有“救國”意識。

　　日本自衛隊，雖然被譽為亞洲裝備最精良、素質最好的軍隊，在這次救災中雖然也有不錯的表現，按照軍事專家的評價，日本自衛隊雖然出動太晚(并非自衛隊本身的原因)，如果將救災視為作戰，則自衛隊應付常規戰尚合格，如果是應付超限戰就完全不合格。

　　從媒體報道來看，日本社會首先是政府系統，或者是執政精英缺乏危機意識和堅強的意志，缺乏高效的行政能力，用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的話來說，日本需要一個振臂一呼、安定各方的領袖，但是日本沒有這樣的領袖。這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日本社會、大和民族的問題，這就是由于長期處于美國的保護之下，日本社會已經習慣于安逸的生活，執政精英只有政客沒有政治家，遇到重大的危機，這一致命弱點就暴露無遺。日本人歷來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近年來一些日本評論都發出了“日本崩壞”的慨嘆，這一慨嘆在這次國難中成為現實。

　　其實所謂日本崩壞，就是日本在走下坡路，日本并非從此一蹶不振，但是日本的黃金時代已成為過去，大和民族作為單一民族而又人口持續減少，年輕一代不思進取，日本不僅無法保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災后的重建也比阪神地震之后的重建更困難、費時更久，因為核危機的處理猶如望不到盡頭的隧道，既使日本社會惶惶不可終日，也使周邊國家必須隨時應付可能的核輻射危險。

　　從19世紀后期開始，日本一直在東亞雄稱第一。二戰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始打破這一局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中日雙峰的格局。從中國在經濟總量與國際影響力方面來看，中國都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東亞之首，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這一態勢對于世界格局有何影響，更值得研究。(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