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材料顯示，在向檢察機關舉報涉嫌犯罪的舉報人中，約有70%的舉報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6月20日《法制日報》)。
僅是據檢察機關統計，舉報人的被打擊報復比例，就高達7成，那么，舉報內容的被泄密，恐怕是近乎100%了。《新京報》對此有條社論，“香港特區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貪污舉報，由于實行嚴格‘單線聯系’制度，至今沒有舉報者因資料外泄而遭報復”，原因主要就在于相關程序以及工作責任的規范化、法治化，而并非是操作者的個人道德集體的高人一等。
當然我們必須立足現實國情。法治的不夠完善是事實，立專門法，并落實于現實操作，不可能朝夕間就實現，更遑論贏得公眾發自心底的信任了，更是需要經過漫長時日的考驗，以故，在現階段，便是在加快立法進程的同時，亦必定要為公眾的匿名舉報提供方便，因此，必須做到：
1、容忍匿名舉報，而不是罔顧公眾的現實利益得失，要求實名舉報。如09年，湖南省委組織部在一次干部任前公示時，強調僅接受實名舉報。這不是請君入甕么？
2、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誣告”。“誣告”云者，本來是很無謂的詞，公民本來有權利對公共事務保持警惕，對相關人事進行合理懷疑，基于懷疑而舉報、提供線索，而要求相關部門介入。不顧普通公眾在信息面上的弱勢地位，動輒以“事實真相”高標準嚴要求，以“誣告”威脅之，幾乎有剝奪其參與公共事務權利的嫌疑，順此推演下去，大約只有違紀違法者本人擁有舉報本人、本群體的資格了吧。
3、避免無論實名或匿名的舉報，但凡不合操作者的意，就如泥牛入海，竟不會有半點消息的情況。這樣不僅是公平正義不得伸張，慢慢的，還會冷卻了越來越多人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
這些問題，必然造成工作難度的增加。或者正因為此，實名制才不切實際地被盲目強調。而實名制，顯然不足以應付“僅據檢察機關統計，就有70%的舉報人被打擊報復”的嚴峻局面。(湖北：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