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正敏被其學生王宇澄舉報涉嫌學術抄襲、院士申報材料造假一事，受到廣泛關注。上周，復旦大學及其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特意組織情況通報會，回應了王宇澄的一系列指控，并有意透露了其作為“負心之徒”的形象。

　　在學術不端早已成為公眾詬病的當下，這起事件引發公眾關注和共鳴，是不難理解的。當一些學者教授因為學術節操、師范師德的瑕疵而遭遇人生與事業的滑鐵盧，當論文抄襲、騙取科研經費在小圈子內成為公開的秘密，可以想象，這種來自堡壘內部的舉報殺傷力之大。

　　院士王正敏是否涉及“抄襲”、“造假”？目前以雙方所述，所謂“論文造假”，基本屬“一稿多用”(著作和雜志都用)、“一稿多投”(國內外刊物都用)、“魚目混珠”(將一些非研究性的小品文填報成論著)；所謂“學術抄襲”，則是指王正敏專著中的100多幅耳部手術的手繪圖，與其導師烏果·費緒教授專著中的圖片相同，但未注明來源。盡管瑕疵明顯，但平心而論，與此前一些學者被曝光的嚴重抄襲造假行為相比，這些問題并沒有擊穿很多人的容忍底線，也與校方此前發布的調查結論大致相似。

　　這起事件，最終真相到底如何？是否存在其他涉嫌學術不端、徇私舞弊的行為，還有待觀望。而在這場公案的圍觀中，我們不能不去反思——原本應高度默契、和諧共贏的師徒關系，何以矛盾激化到抹黑對方的程度？這背后的誘因、環境又何在？

　　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質疑老師柏拉圖的哲學理論時，說出那句著名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名言。我們多么希望，這起事件在本質上是此言的現代版和中國版。然而很遺憾，利益爭拗的事實離我們的期待距離頗遠。王正敏說，在自己申報院士時，王宇澄“通過其在中科院工作的親戚，介紹王正敏與兩三位院士見面，請他們做推薦人”；隨后，王正敏學業和業務上投桃報李，甚至對“業務水平一般，此前7年未獲晉升，畢業時未通過評審”的王宇澄，“自己堅持將他留在了眼耳鼻喉科醫院”，并破格親自帶過他幾例難度比較高的手術，申請科研項目時也為其掛名；再往后，王宇澄提出非分的“愛徒培養計劃”，但是顯然雙方談崩了。這讓我們想起復旦大學新聞中心主任方明對這件事的評價：“是師道淪喪、師徒關系變異的結果。”

　　我們不能苛求學術圈不談“利”。學者也是理性經濟人，廣義上說，利益關系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紐帶，古今中外相同，國外研究機構中也普遍存在師生之間分享利益的“學術共生”現象。但這種利益關系應該是純粹的、有一定之規的，從師生階段的“教學相長”，到共事階段的“合作共贏”，都應遵循平等、規范的原則。我們也不能苛求學術圈不談“人情”。中國從傳統文化上就是一個“泛人情社會”，強調“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傳統需要尊重，但人情不應穿越制度紅線，不應成為曖昧的“后門”，必須“發乎情而止乎禮”。事實上，國外學術相對更規范的一些國家，師生關系中也是工作關系、朋友關系并存的，即所謂“良師益友”，只是這兩種關系的“度”掌握得更好。

　　這也正是國內學術圈存在的現實問題——有時利益導向過濃，以至于顯得過于現實和世俗，導師成為“老板”，學生淪為“馬仔”，喪失了學術獨立、思想平等；有時則“講人情”過甚，以至于原則和學術能力都成為橡皮泥，正如王氏師徒一度在學術和業務上超越原則的“相互幫助”。異化的師徒關系，其實正是變質的學術氣候的縮影。氣候不滌蕩，師徒關系難回歸正常。(徐 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