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教界進行了關于博雅教育方向的改革試驗，如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北京大學的元培實驗班等。昨天，著名核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楊福家來到蘭生復旦中學，給初中生上了一堂“博雅教育”課，并談到如今教育的幾個誤區。

　　文理分班是個錯誤

　　楊福家院士將博雅教育歸納為幾條，第一條就是“博”，要文理相通。

　　“以前，學生進了高中，早早就被劃分為文科和理科，這是個錯誤。”在楊福家看來，“博”強調課程廣闊、各學科交叉。除了深度，特別強調廣度，文與理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好在新高考之后，文與理將“混搭”，可能會激發學生更多的興趣與特長。

　　“當年，錢學森從美國回來，一手牽著孩子，一手就拿著吉他。”楊福家一直記得錢學森的一句話：“科學創新不是單靠邏輯推理，科學創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維。”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除了具備一定的科學知識，還需有文化藝術修養。楊福家是學理科的，但他從小學習畫畫和音樂。在他看來，科學創新首先來自形象思維，有了聯想啟發，產生靈感；有了靈感，再去推理，才有探究，“難道做科學就是搞公式推理嗎？我的靈感都是靠藝術啟發的。”

　　他建議，從中小學教育起，就應博采眾長，除了學科教育，還要提供豐富多彩的第二課堂，如學生社團、社會實踐、參與科研等。“人的頭腦不是填滿知識的容器，而是待被點燃的火種。”楊福家認為，教育一開始只有“博”，才能讓學生發現所長，一旦發現且開發了，就成功了；這是一個人的發展機遇，任何教育都不能剝奪。

　　課堂應有“針鋒相對”

　　楊福家給學生們看了一張哈佛大學校門的照片，“這樣一所世界名校，正門校門很小，連汽車都開不進去。”

　　在他看來，大學教育，不在于門面，而在于胸懷。曾經有一名新生對哈佛大學校長說“你錯了”，并列出他所研究的數據，校長欣然接受，“如果一個大學擁有這樣的文化，那它就有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好的教育應該鼓勵提問，鼓勵討論，鼓勵質疑。避免爭議，也就與科學和真理無緣了。”楊福家說，他在大學時上盧鶴紱教授的課，認為盧教授授課中一個方程有問題，卻不敢當面和教授講，所以問助教，是不是自己理解有問題。助教向盧教授反映后，教授特意請楊福家去家里，并告訴他：“我考慮欠妥當，你是對的。”楊福家認為，現在能接受學生質疑的老師其實并不多，更別提包容學生的爭論。

　　楊福家說，提倡質疑和爭論，不應該是從大學開始，而這一點正是美國教育的厲害之處。在美國的一所私立小學，能夠得到全校表揚并通報的學生，是一個敢在課堂上質疑的孩子。一個8歲的孩子在課堂上舉手對老師說：“你黑板上的字拼錯了。”老師說：“我真的拼錯了嗎？讓我查一下字典。”孩子馬上說：“不必查字典，我保證你出錯了。”其實，課堂就應該允許這種自然的“針鋒相對”。

　　人才不分一等二等

　　“過去常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楊福家提出，現在教育的可悲之處，卻是將學生分成了一本、二本、三本生。進了職業學校，就是低人一等，這是完全錯誤的。

　　他認為，判斷一所學校是否一流的標準之一，就是對學生來說，“這個學校改變了我的一生”。楊福家的外甥女曾向父母提出，要去美國學烹飪，可把家長急出一身汗。后來，母親陪著孩子去學校走了一趟，最終打消疑慮。

　　他說，美國有60%以上大學是有職業導向的，比如美國電影學院、烹飪學院、紐約服裝學院等，都是比較優秀的學校。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氛圍，完全倡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很多工程師和技師的工資，不亞于大學教授。“區分人才，只是分工不同，不存在一等二等之說。”在楊福家看來，不給學生劃等級，真正鼓勵行行出狀元，需要教育和社會逐漸改善。

　　“博雅教育中的雅，其實就是做人第一、學業第二。”楊福家說，這一條，在186年前就寫入了耶魯大學報告；　以科技聞名的斯坦福大學也明確提出這個觀點。學校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學生應該長成什么樣的人？楊福家用6個“L”概括：學以增知(learn　to　know)；　學以致用(learn　to　do)；學會思考(learn　to　think)；學會做人(learn　to　be)；學會提問(learn　to　ask)；學會與人相處(learn　to　deal　with　others)。

　　■ 記者 彭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