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5歲的趙天怡，打出生起就沒見過爸爸，還曾隔三岔五被患有精神病的母親打得鼻青臉腫。

　　她的手臂上，全是一道道淺白色的傷疤，撩開頭發，能找到被打破留下的痕跡。鄰居時常看到，放學回來的她被母親關在門外，在寒風中一遍一遍喊著母親開門。老師曾經看到，她撿起同學吃剩的半個蘋果。

　　以在建筑公司做資料員的解福先為首，16個30歲至50歲的陌生人組成的“爸媽團”，把天怡從母親身邊“偷”了出來，并負擔起了這個女孩兒的生活。這個孩子的生命，開始書寫出另一種可能。

　　學校、社區、鄰居、派出所，甚至火車站的工作人員……幾乎每個在她生命中路過的陌生人，都在關鍵節點上對她伸出了手，讓一切沒有變得不可挽回。

　　“這孩子能活到現在，真是命大啊”

　　解福先記得，第一次見到趙天怡時，小姑娘的臉上滿是淤青和抓痕，右眼腫得睜不開，正趴在火車站工作人員值班室的桌子上寫作業。

　　他試著和天怡說話，但她只是點頭或搖頭，偶爾輕輕地“嗯”一聲，一臉防備和緊張。

　　當時，天怡已經在車站的職工宿舍里住了3天。

　　從她家的青磚瓦房出來，穿過窄窄的巷子，走過長長的、架在鐵道上的天橋，就是黑龍江省北安市火車站的候車室，這是天怡能找到的最近、最暖和的地方。

　　那是2011年10月底，這個北緯48°線上的小縣城，已經開始飄起雪花，氣溫零下10攝氏度。

　　不到1公里的路，當時身高不到1.5米的天怡走了將近20分鐘。她背著書包，帶著一頭一臉的傷痕，穿著一身“黑乎乎、油膩膩”、“已經看不清底色”的校服和單薄的球鞋，腳都“凍木了”。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母親打得逃出家門，也不是火車站的工作人員第一次收留她。

　　“車站的工作人員幾乎都認識她了。” 社區主任和麗華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解釋，“都知道她媽媽是個精神病，發作的時候，木棍、鐵鎖……都往孩子身上招呼。”

　　這個社區的低保戶有700多家，趙天怡家是其中最困難的。那幾年，和麗華經常接到鄰居舉報，“聽到孩子哭得特別慘”。她趕過去時，往往會見到天怡立在墻根兒底下，一動不動，只是小聲抽噎。

　　“她媽媽說，我打自己的孩子，你們管得著嗎？我們也只能勸，拿她沒辦法。”和麗華嘆息著回憶。她曾多次收留天怡，讓她在街道辦的辦公室里過夜。

　　候車室、街道辦、派出所……甚至是開燒餅店的同學家，都曾是天怡挨打后，暫時躲上幾天的地方。

　　后來，鄰居們發現，聽不到孩子的哭聲了，取而代之的，是隔壁屋子里傳來的“哐、哐”聲。那是因為，天怡的媽媽“用毛巾把孩子的嘴堵上了”。

　　老師和同學們，也都注意到了這個總是身上帶傷的女孩。

　　“被打得實在太慘了！”回憶起當時的情況，學校黨委書記歷紅梅“噼里啪啦”地訴說了起來，“眼睛腫得要封住了，臉上都是‘血凜子’，身上沒有一塊好地方，瘦弱得能叫風吹倒……那種揪心的感覺我到現在也忘不了！”

　　學校有愛心超市，專門接受學校師生和社會捐贈的衣物，歷紅梅從里頭挑出“最新最好看”的衣服，一股腦兒都給了天怡。她想，“一定得幫幫這個孩子”。

　　正是歷紅梅找到了解福先。那時，熱心公益的解福先，每個月都會給學校捐贈不少物品。歷紅梅想，“他或許能幫幫這個孩子”。

　　自此開始，解福先和幾個像他一樣熱心公益的朋友，經常給天怡家送衣物、食品。

　　每次見到天怡，總見孩子身上帶著傷，這讓解福先無論如何都無法安心，甚至“失眠”過幾次。他擔心“哪天她媽媽精神病發作，失手把她打死了”。

　　他還記得，有一年大年初五，他帶著幾個人去天怡家送米面。“她家三道門，我們進一道門，她媽媽就在身后落一道鎖”，窗戶都蒙著，大白天竟然“黑得什么都看不清”。現在回想起來，解福先都覺得有點兒“毛骨悚然”。

　　就在這樣的黑暗中，天怡一動不動地坐在床上，兩眼直勾勾的凝視著地板。那張床一米多寬，半邊堆著雜物，另外半邊，是天怡睡覺的地方。

　　他伸手在雜物上一按，在厚厚的一層灰上，按出一個半厘米深的指頭印。屋里飯桌上放著半碗骨頭，那是他年前來的時候就看見過的。

　　“我問她‘你在干什么？’她說，‘就坐著’。”這一幕，讓解福先覺得，心里“像針扎一樣”。

　　說起這個小女孩幾年來的經歷，和麗華也紅著眼眶感慨：“這孩子能活到現在，真是命大啊。”

　　她沒吃過芒果，沒去過電影院，上廁所不會鎖門，甚至不知道鑰匙鏈是做什么的

　　2012年4月的一天，當解福先發現趙天怡被母親連著打了3天后，這個中年人終于忍不住了。他做了一個瘋狂的決定——把孩子“偷”走。

　　他向學校、社區、派出所一一說明情況，在歷紅梅的幫助下，偷偷給天怡辦了轉學手續，并將孩子安置在一家托管班。

　　他在自己當群主的一個熱心公益人士的群里，講述了天怡的遭遇，陸陸續續，又有15個人表示想幫幫這個孩子。

　　這16個人，一起給天怡設立了專門的資助計劃，每人每月定向捐款50元，每月一共800元，用于支付孩子的托管費、書本費以及其他日常開銷，將近3年，從未間斷。

　　這些愛心爸媽們，有的在政府機關做小職員，有的常年打零工維持生計，大多生活并不寬裕，但每月資助的錢，總是會按時送過來。

　　“每個月50元還是拿得出來的。”衛生紙推銷員張明艷說。

　　被問起當初離開母親時，是否會有不舍，天怡小聲地表示，“不想回家，在家里會挨打”。比起家里，她更想住在托管班，托管阿姨會做她特別喜歡的“炒蝦片”。

　　3個月后，天怡的媽媽還是從社區打聽到了孩子的去向，但當她看到變得“白白胖胖”的女兒，紊亂的神志之下依舊存在的母愛，讓她“突然平靜了下來”。

　　“我看你這人面善，能對我家孩子好。”托管班阿姨還記得，那天，天怡的母親屋里屋外仔細轉了一圈后，意外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知道這其實是違法的。”如今，解福先回顧當初的決定，語氣依然很堅決，“但我真的沒辦法看著孩子繼續挨打。”

　　今年1月12日，北安的氣溫達到近幾年最低的零下34攝氏度。在一家汽車公司做銷售的李貴平，是天怡的“李媽媽”，她把自己親手打的紅色毛線圍巾，一圈一圈給天怡圍在脖子上。

　　“一想到孩子有什么沒吃過沒見過的，就想領著她去。”李貴平說。周末有時間，這位“李媽媽”就會把天怡接回家去，給她洗澡、洗衣服，極力“彌補她缺失的家庭溫暖”。

　　“天怡總是壓抑著情緒。”解福先感慨，“我都沒聽見她放聲大笑過，也沒見她哭出聲過。”

　　許多同齡孩子習以為常的東西，對這個小女孩來說，都格外陌生。她沒吃過芒果，沒去過電影院，去飯店上廁所時不會鎖門，從沒擁有過洋娃娃或毛絨玩具。

　　甚至，她拿著別人送她的鑰匙鏈，翻來覆去地看，最后歪著身子，一臉好奇地問：“這是做什么的？”

　　張明艷曾把天怡接到家里過周末，小姑娘獨自在浴室里淋浴，熱水器里的水沒燒熱，天怡不聲不響地，就這么用涼水洗了個澡。

　　他們曾經帶著天怡一起，去北安附近的五大連池看火山巖地貌，去龍門石寨看紅葉，天怡“顯得挺高興”，但還是老老實實地緊跟在他們身后，一聲不響地走著，“要是別的孩子，早就跑前跑后地玩了”。

　　這個習慣，是她在母親身邊時養成的。那些年里，她不敢碰家里的任何東西，不敢在家大聲說笑，不敢隨意走動。她被打得最嚴重那次，就是因為家里的電熱水壺壞了。

　　“我真的沒碰水壺。”時隔兩年，她仍在試著解釋這件事。

　　“我們都真心希望，天怡這孩子，未來的人生之路別再這么坎坷了”

　　去年7月，趙天怡的母親罹患宮頸癌去世，北安市民政局將母親的低保，過到了天怡的名下，并為她申請了孤兒補助。等所有的補助下來，她每個月大概能領到1000元左右。

　　爸媽團里，有的人覺得，“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但解福先反而更加為天怡的將來發愁。

　　“她從小就沒有打好學習基礎，很少和人接觸，很單純，成績在班里是倒數，考大學不現實，我們都想，她或許應該去技校學個一技之長，將來的生活才不會突然陷入窘境。”

　　想到天怡的將來，解福先的聲音逐漸哽咽起來。“說老實話，我們并沒有那么好的條件。”但他也表態，“無論多難，無論孩子母親在不在，‘16個爸媽’都會繼續愛這個孩子”。

　　“李媽媽”嫌“解爸爸”有點慣孩子，總是故意扮黑臉，佯裝“惡聲惡氣”地催著天怡“寫作業去”、“自己洗襪子”。

　　爸媽們最欣慰的，是天怡“特別懂事”，她會搶著幫“李媽媽”洗衣服，幫“解爸爸”看東西，幫于叔叔收拾桌子。

　　最近，解福先通過朋友介紹，得知北安當地的一所技校，和山東的一個企業簽訂了畢業生的定向就業意向，唯一的問題是山東太遠了，大家都不放心，讓這孩子一個人去那么遠的地方。

　　如今，天怡依然住在托管班里，和托管阿姨的女兒一起睡在從客廳隔出來的五六平方米的隔間里。

　　她的戶口上還有兩個哥哥，和她分別是不同的姓氏；她的母親在戶口頁上，仍然標注為“未婚”；她還不會走路的時候，她的父親就不知去向了；她有四個姨媽和三個舅舅，去年過年的時候，被四姨接到家里住了幾天；她去過姥姥姥爺家里幾次，有點怕院子里總朝她狂吠的那只狗。

　　去世的母親留下的瓦房空了半年，大門緊鎖，門前堆著厚厚的積雪，在開春以前，似乎都無法靠近門邊。

　　一提起房子的問題，家人都有些尷尬，但天怡表示，“一點都不想回到那個房子里去”，她更喜歡如今在托管班的生活。

　　“找不到她的生父，就沒辦法把孩子送去福利機構，只好讓她繼續在托管班住著。”解福先覺得，其實現在，才是最艱難的時候。

　　他曾四處求助，甚至咨詢過當律師的朋友，隱約知道，作為未成年人，天怡可以得到國家的法律援助，但解福先也不確定，那樣對孩子的未來是不是最好。

　　“我們都真心希望，天怡這孩子，未來的人生之路別再這么坎坷了。”解福先長嘆著說。記者 張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