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里的別樣流浪漢

　　一個人逛書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我的朋友老崇。他比我年長5歲，戴一副黑框眼鏡，最大的愛好是逛書店。在書架前，他常捧著書一站就是兩三個小時，仿佛整個書店就是他家的書房。

　　如果不走近他身邊，聞到那股垃圾桶般的味道，你很難發現，老崇其實是個流浪漢。

　　在我的母校復旦大學，他一度還頗有名氣。身高一米八幾的老崇成天手提幾個塑料袋，在校園里穿梭，見著瓶子或報紙就拾起來。不少師生都認得這個“撿破爛的”人，但沒人對他有更深的了解。有人說，他腦子有點問題。更多的人猜，他本是大學生，只是“讀書讀瘋了”。

　　撞上老崇的時候，我還是個本科生。紀錄片課的老師要求我們去拍個片子，我腦中馬上出現了老崇的樣子。對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我一直充滿好奇。

　　連續好幾天，我扛著攝像機在校園里尋找老崇。但當我根據保安的提示找到他時，卻緊張得吐不出一個字來。

　　現在回頭看來，那時的我不過是個自以為是的小姑娘。我出生在一個南方城市的工薪家庭，是從小被高度保護的“好學生”。我會掏出零花錢，給躲在后巷的流浪漢買個面包，也曾在大冷天，動員爸媽給無家可歸的人送幾條棉被。那是某種樸素的同情心，但對于這些藏在邊緣的人，我從沒打過交道，也談不上什么了解。

　　對我這個突然闖入的陌生人，老崇倒顯得非常輕松。他完全不能理解我為什么對他感興趣，但還是爽快地答應了拍攝要求。甚至，當我累的時候，他主動要求幫我拿攝像機。

　　不瞞你說，我在心里掙扎了好一會兒，才將機器遞了過去。老崇沒有像我隱隱擔心的那樣，一拿到機器撒腿就跑。相反，他有一句沒一句地跟我聊起天來。

　　我已經不記得，那一刻，自己的臉有沒有刷地紅起來，但那種尷尬的感覺至今清晰。我原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靠近老崇的，而對方，則用最簡單的善意，硬生生地將我從“上面”拉了下來。

　　我開始嘗試以平和的姿態去接近老崇，漸漸發現，外界對這個男人的傳言并不真實。

　　在山東老家的農村，老崇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可家境困難，他最終選擇外出打工謀生。2004年，22歲的他只身一人來到上海，在好幾家小餐館做過配菜工，后來聽了老鄉建議，開始“撿瓶子”。

　　“撿瓶子”一度是收入不錯的行當，但老崇堅持只在大學校園里撿。他有那么一點心高氣傲，感覺在外邊拾荒過于丟人。并且，在“工作”以外，他還希望過上“大學生活”。

　　他常常去旁聽復旦的一些公開課，最喜歡歷史系的課，葛劍雄、樊樹志先生的課他都聽過。每天早上，他總要花上一塊錢，買一份《東方早報》，收入好的時候再加一份《報刊文摘》，然后在一個沒人上課的教室里慢慢翻看。

　　大部頭的書，他買不起，也不可能進入復旦的圖書館。他便跑到學校周邊的書店里，摘抄自己喜歡的段落。每一回把廢品賣到收購站時，他還要多問一句，“最近有什么好書嗎？”

　　我開始每隔幾天就扛著攝像機去跟拍老崇。拍累了，兩人就隨意席地而坐，東南西北地胡扯。老崇常說，最理想的人生，是滿足基本吃喝之后，“自由自在地看看書”。

　　我看老崇的視角，越來越平。盡管他還是渾身酸臭味，不夠合身的褲子成天吊著，而我一身衣裳光鮮亮麗。但我漸漸打心底里認為，我們并沒有太多的不一樣。那些所謂的“不一樣”，不過是源于我們不能選擇、也永遠無法改變的出身。

　　有時，我甚至是仰視他的。

　　一次，我與老崇并排坐在草坪上，攝像機隨意架在不遠處。聊到興之所至，老崇突然大聲吟起詩來：“人生本來一場空，何必忙西又忙東。千秋功業無非夢，一覺醒來大話中。”

　　吟詩的時候，他瀟灑，爽朗。直到今天，我依然對那一幕印象深刻。

　　入夜以后，老崇就走進復旦南區的露天體育館，跳進一個凹槽里睡上一覺。在那兒，他曾經養了一只出生不久的流浪貓，每天喂它吃喝。小貓后來長大了，不知所蹤。

　　拍完紀錄片，又過了半年，老崇的手機再也打不通了。我曾經幾次在學校附近打聽他的下落，卻始終不得音訊。我很想告訴老崇，盡管他或許僅僅是一個特例，但確實改變了我看待流浪漢的視角。

　　畢業后，我轉而攻讀社會工作的碩士研究生，并在一個服務弱勢群體的民間機構實習。我不再是那個自以為是的小姑娘。對那些活在社會邊緣的人，我都盡量以平和的姿態去接近。我愿意相信，每一個底層人的身上，都可能有著與老崇相似的一些閃光點。

　　我曾經親眼看見，在一個廢棄的停車場里，幾個流浪漢分工合作，洗菜生火，輪流做晚餐。一碟青菜，幾杯劣質白酒，幾個人聊得天高地闊。而在一個破舊的簡易棚屋前，一個老人趁著月色，拉起自己心愛的二胡，余音悠悠，環繞陋室。

　　置身于這樣的畫面中，我總會想起老崇，想起在那個陽光和煦的早上，老崇伏在課桌上，在一本破爛的本子上安靜地寫著自己的日記。透過教室的玻璃窗看去，他與復旦學生并無兩樣。

　　那部紀錄他的片子，我最終取名為《我的大學》。(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