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檢每年讀過的新書，是一件有趣的事情。2008年雖然沒有引起讀書界普遍震動、人們“奔走相告”的具有轟動效應圖書的出現(xiàn)，但古今中外值得閱讀的作品仍難以計數(shù)。

　　埃里克·霍弗的《狂熱分子》，主要探討的是群眾運動的某些共有特征，重點討論的是陷入狂熱的烏合之眾的人格。長期與下層民眾打交道的生活經(jīng)歷使作者發(fā)現(xiàn)，積極投身群眾運動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無可救藥地失敗，渴望逃離自我尋求重生，將生命托付給某項神圣偉業(yè)讓他們感覺不錯，整齊劃一的集體生活令個人的責任、恐懼、無能得以掩埋。運動的領導者則刻意培養(yǎng)參與者的罪惡感，號召自我犧牲以獲救贖。本書自1951年出版后，即被視為社會科學領域的經(jīng)典之作，短期內行銷50萬冊以上，被譯成10余種語言，是多所大學政治系的必讀書。如果將《狂熱分子》同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比較來讀，會更加意味深長。作者埃里克·霍弗，七歲失明，十五歲復明，長期在貧民窟居住，過了近十年流浪零工的生活，40歲時成為一名碼頭搬運工，62歲時成為加州伯利大學高級研究員，但仍未離開碼頭工人崗位，因此被稱為“碼頭工人哲學家”。個人的傳奇經(jīng)歷為本書憑添了些許神秘色彩。

　　讀張友鸞著、張鈺編的《古典編余錄》，心中不免感慨。張友鸞先生是現(xiàn)代著名的新聞工作者、章回小說名家，同時是學養(yǎng)精深的古代文學專家。書中除兩篇寫于20年代的文章外，均為從事古代文學編輯后寫成的文章，故為《古典編余錄》。讀張老先生的文章，有如又沐干嘉古風。凡注釋、考據(jù)，一絲不茍周密嚴禁。《“決撒”解———〈水滸〉注釋的一個舉例》，被鄭振鐸先生認為是有益的新考證文章的例證。另一方面，在“編余錄”里表達了張友鸞先生對通俗白話文學或民間文學的由衷熱情。那個時代還沒有“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等級劃分，雅俗的區(qū)別也沒有今天這樣敏感或不可僭越，讀書為文尚可率性而為。因此，讀《古典編余錄》，不僅可看到治學者的博學，而且可以讀出研究通俗文學中的真性情和高雅的文人趣味與情懷。舊學仍有無邊的魅力，與我們來說不要說是超越，即便是學習都要深感為難。

　　現(xiàn)在讀書人不大談論同代人的研究，對同代人的著作似乎諱莫如深。這個風氣不知何時或為何蔚然成風。但我讀朋友李潔非的《典型文壇》，說有干嘉之風可能有過譽之嫌，但潔非對文壇難題的大膽觸摸，對論點的言必有據(jù)，深感佩服。丁玲、周揚、胡風、老舍、姚文元、趙樹理、郭小川、張光年、夏衍、張恨水、浩然凡11人，都是現(xiàn)代文壇的重鎮(zhèn)，都是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將這些人物說清楚了，當代文學的事情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因此，雖然寫的是人物，但對文學史必須了然于心，不僅熟悉理解，而且要有立場。試圖“從內部和細節(jié)上深入發(fā)掘當代文學者于歷史時期的真問題與真境況，進而揭橥當代文學的‘當代’特質。”做到這一點真是不容易了。

　　謝冕先生是著名的學者、文學批評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與北大結下不解之緣。這本《紅樓鐘聲燕園柳》，集中書寫了北大的人與事。北大的風物如一石一塔，如明月清風；北大人物從蔡元培到季羨林、從林庚到王瑤、從吳組緗到金克木、從被迫害致死的同學林昭到患病死去的學生；還有北大的詩歌記憶，也許再也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比北大與詩歌的關系更密切了。這些人與事、包括謝先生本身，一起構成了北大精神魅力的一部分。事實上，謝先生的北大記憶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一個人選擇了怎樣的書寫方式，敘述了怎樣的內容，從一個方面透露了他更愿意關注什么，或以怎樣的方式關注。于是，《紅樓鐘聲燕園柳》不僅是盎然的詩意，同時還有來自歷史深處遙遠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