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句俗語:“如果你20歲不是一個左派,你就沒有良心；如果30歲你還是左派,那么你就沒有見識。”我們現在知道,在黑白與是非之間,很多時候并非界線分明,而是存在著一個灰色地帶。

　　《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并非一本系統性專著,它是作者多篇文章的結集。但是,因為主題集中于胡魯之比較,如果不要求全書內在的系統性和邏輯性的貫穿,將本書視作一本專著也未嘗不可。此前,作者因為《事出劉文典》而蜚聲學界,并得到過學界前輩的認可。本書除了收錄這篇文章之外,更收入了其他將胡魯對比的文章,因此,作者的觀點表達也更為充分,對胡魯的比較也更全面。

　　在我看來,胡魯作為中國20世紀的文化巨人,固然各有其長短。但是,兩人的出發點、側重面、著力點和解決之道均有很大差異。他們身上有著太多的不同屬性。

　　路徑分析準確到位

　　書中有三篇文章,討論的是胡適的主張寬容、容忍和魯迅的反對寬容、容忍。在這里,邵建以魯迅崇尚的“明確的是非”和胡適自省的“正義的火氣”來概括,頗為準確和傳神。比如,魯迅提倡是非要明確,好惡要熱烈,而且自己一直堅持,而胡適則是自省式的對自己保持懷疑,他所警醒的“正義的火氣”,即是“認定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西方有句俗語:“如果你20歲不是一個左派,你就沒有良心；如果30歲你還是左派,那么你就沒有見識。”在我看來,魯迅是20歲,胡適是30歲。至少我們現在知道,在黑白與是非之間,很多時候并非界線分明,而是存在著一個灰色地帶。

　　邵建在本書中對于胡魯的路徑分析頗為精彩。胡適的路徑是政治解決,即通過憲政來規范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權力,用平和的方式實現政治體制的改造,由此爭得民主和自由。而魯迅的方式是改造國民性,走的是啟蒙的路線。在論及胡魯的“合轍”時,作者似乎忽視了胡適的言論也有啟蒙性的一面。胡的政治主張,大都是通過報刊公開傳播,他所信奉的思想,他所傳播的觀念,對于讀者而言,其啟蒙作用同樣不可忽視。因為如此,胡適才和陳獨秀一起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發動者,在廣大青年學生和讀者、社會公眾中享有崇高聲譽。眾所周知,胡適在北京任教時,“我的朋友胡適之”一度成為流行用語；根據一些文化老人的回憶,胡適在民國時期名氣極大,曾有“現代圣人”之稱。

　　邵建在本書中,對于胡魯兩人對待批評的方式,評述也相當準確。諸如,胡適替罵錯的人著急,魯迅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等等。我認為,邵建對于魯迅罵人的方式和思維的技術性爬梳是本書中最為精彩的部分。比如,在與梁實秋的筆戰中,魯迅使用的手法有邏輯上的偷換概念、接木移花、跳換意思(302,303頁)等等,在譏諷胡適時錯引原話(268,269頁,是否故意如此不得而知)等等。由于有了邵建對于魯迅罵人手法的剖析,讀者可以明白,“魯語”的手法和弊端所在。

　　在邵建的敘述之外,我所想到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將胡適和魯迅對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胡適數十年前發出的聲音,可以作為我們從事社會改良和政治制度建設的思想資源。其次是因為建國以后,胡適無論從形象還是聲譽,都遭到貶低,其在歷史上作用不僅蕩然無存,而且被誣蔑為“資產階級反動文人”。而魯迅的地位,在建國以后又因為毛澤東的欣賞,被有選擇性的有意識的拔高。因此,邵建所稱的“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將胡魯比肩,只是當下歷史階段所形成的文化現象中的一個結果,如果拉開時間的距離進行觀察,這種比較不一定適用。

　　在我看來,魯迅的成就主要在于文學,其思想上的貢獻則屬于形而上的哲學部分。在這一點上,他借助翻譯,從尼采等西方哲人和作家那里吸收了大量的營養,在消化和吸收之后具有了一定的獨創性。而胡適的貢獻在于系統引進、介紹了美國的民主、自由、憲政思想,把這一整套西方文明的體系用自己的方式介紹到了中國而并非有多少原創性和超越性思想。在自覺履行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胡適實現了理念與行動的高度統一,并持續了他大半生的時間。可以說,胡適以自己的努力推動了文化的變革和社會的進步。胡適晚年自詡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我想也正因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