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的家庭族系，依著親親之殺，尊尊之等，實兼融情與理而為一，含著豐富無盡藏的情與理之發揚與容納。……在此種情理合一的族系里，你可以盡量地盡情，你也可以盡量地盡理。而且無論你有多豐富的情，多深遠的理，它都能容納，決不能使你有無隙處之感：它是無底的深淵，無邊的天。五倫攝盡一切，一切攝于五倫。

　　無論為天子，為庶人，只要在任何一點上盡情盡理，敦品勵行，你即可以無不具足，垂法后世，而人亦同樣尊重你。

　　就在此“盡”字上，遂得延續民族，發揚文化，表現精神。你可以在此盡情盡理，盡才盡性；而且容納任何人的盡，容許任何人盡量地盡。（荀子云：王者盡制者，圣人盡倫者也。孟子云：盡心知性知天。）在此“盡”上，各個體取得了反省的自覺，表現了“主體的自由”，而成就其為“獨體”。（牟宗三：《歷史哲學》，增訂八版，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74-75）

　　梁漱溟先生也曾將中國人親情關系的理想境界描述為：

　　要在有與我情親如一體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間尤相依以為安慰。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癢，彼此相體念。——此即所謂“親人”，人互喜以所親者之喜，其喜彌揚；人互悲以所親者之悲，悲而不傷。蓋得心理共鳴，衷情發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潑之理。（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87）

　　牟宗三和梁漱溟先生所描述的中國文化中的親情，為每個人生找到歸宿，為社會道德奠定基礎，體現了儒家人倫世界的精彩和魅力。親親變成了現實，人心才有了依歸；親情得到了深化，人生才有了溫暖。親情是人間之愛的起點，親親是社會秩序的基礎；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讓人們舍親而愛人，廢私而愛公，就是在追逐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就是在掏空社會道德的根基，堵塞社會秩序的源泉。而親情的這種重要性，通過祭祀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

　　必須指出的是，在一個并不是以死后世界為導向的文化中，祭祀恰恰是強化人生責任、確立人生信念、整頓生活秩序等為此世服務的最佳方式之一。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在鬼神觀念并不發達、死后世界并不清晰的中國文化中，祭祀活動卻異常豐富和發達。雖然祭祀在古代世界各地非常普遍，在包括古代印度、埃及等在內的許多王朝或國家里，都可以看到異常發達的祭祀傳統，但它們在這些文化中的含義和功能卻可能與其在中國文化中迥然不同。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祭祀往往是以彼岸為導向的，即為了配合這種文化對于死后世界的追求服務的。而在中國則不然，祭祀嚴格說來是為此岸服務的，即為了人們在此岸的生活這個終極目的服務。而這一現象本身，與中國文化早就具有的此岸化傾向有關。

　　喪三年，常悲咽；

　　居處變，酒肉絕；

　　喪盡禮，祭盡誠；

　　事死者，如事生……

　　《弟子規》中的這些話，在我看來極為生動地展現了中國文化之活的精神——中國人最真實的生命狀態和精神面貌正是在對死者的祭祀和追思中得到了體現。在現代中國革命運動的浪潮中，人們曾把所有祭祀祖先的活動稱為迷信，不讓人們去祭祀親人，在人生觀教育中不再以孝親為本。今天，當我們強調文化自覺的時候，也許最值得思考的問題之一恰恰是，如何認識中國人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之最深刻的基礎。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今天我們重建社會道德，需要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具體來說，就是要脫離霸道，轉向王道，從最生動地展現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和真實人性的親情入手，找到社會秩序重建的正途。（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