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非常喜歡他，他也非常喜歡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個朋友家認識他，雖然我們只同船三天，卻成為很好的朋友。到達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盡管我離家已經三個星期，因為船下午就要開了，我陪他過了一整天。我們一起過得很愉快，我也很高興竟然可以如此放縱。用不著說，家人氣炸了……他們氣，因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離開后，我已收到兩封電報訴說他想念我。家人試圖攔截電報，但沒有成功……你也曉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視家族聲譽，要保持家族血統“純正”，他們寧見我死，也不能讓我嫁給外國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現在，我正在認真考慮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歡他；他是最聰明的年輕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還是猶豫不決。你也曉得，很多時候，人已經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卻仍未能信服某種行動是對的……但是，拜托，請別對任何人說，因為我必須自己思考清楚。同時，當B先生來訪時，請對他特別好，但千萬別說漏我告訴你的事。

　　蔣夫人宋美齡

　　一九三七年一月，埃瑪·密爾斯收到蔣氏夫婦寄來一張正式圣誕卡———典型的國家元首問候卡，內附一張蔣氏居家照片。埃瑪幽怨回憶說：“我最后一次接到美齡的信，已是將近十年前的事。這段期間，我寄去的幾封信都沒收到回信。”即使如此，埃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韋爾斯利校友一起聽聽中國近況。她邀請十多位同學午餐，大家合起來寫回信給美齡。次月，埃瑪收到美齡復信，請她轉給大家傳閱，一方面感謝大家寫信給她，一方面也敘述中國的立場：

　　我們國家存亡絕續已到緊要關頭……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國不僅為自己作戰，也為大家作戰……為我們禱告———是的，但是同時也請諸位盡力推行抵制運動。我不必告訴各位過去三個月我國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過當地之后，鞋子浸滿鮮血……請協助我們制止這場戰爭。

　　這封信尚未寄達，美齡收到埃瑪另一封信。埃瑪答應會隨時讓蔣夫人了解美國對中國的民意動向。埃瑪臨筆之際，顯然天人交戰，難以下筆———她在日記中承認，花了一整個晚上寫信，字斟句酌，顯然對老朋友仍有幾分生疏。埃瑪寫給美齡說：“你應該仍記得我，可以確定我對你的忠誠與深刻同情。你或許不清楚的是，多年來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減、甚至更增……美國百分之百同情中國。”但是她不能不又補上一句：“美國人絕對尚未準備好接受大規模的抵制運動。姑且不論其對錯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覺得這將是無可避免走上戰爭的第一步。”埃瑪告訴美齡，她已經在韋爾斯利同學中發起運動，募款賑濟中國難民。埃瑪的結語是：“如果還有任何事我可以為你效勞，或是你覺得我可以為中國貢獻，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齡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動之后，埃瑪提升美國人關注中國局勢、捐款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變成一份全職的工作。這時候的埃瑪除了有待提出論文以取得中國研究碩士之外，已經沒有太多旁騖。她并沒結婚。她說，因為和八十九歲高齡的祖母相依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無事可做”。至于美齡呢，她的信函和要求無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為一國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賴的友人求助的官樣文字。美齡現在用的敬語稱謂是“親愛的埃瑪”，不再是“親愛的”或“最親愛的達達”；她的落款署名有時是“愛你的，蔣宋美齡”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誠的蔣介石夫人”。美齡一九三八年寫給埃瑪的頭一封信，談到日本人屠殺中國難民，抱怨“民主國家畏懼日本”，以致停止運送到中國的補給：“美國在圣地亞哥把飛機卸下船，這是我們在戰事爆發前就買、也已經付了錢的飛機……美國實質上在幫助日本擊敗中國。”幾個月后，她改變說法，聲稱中國人了解美國國內形勢，“它使得（美國）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對。我們曉得他們怕日本，他們也害怕戰爭。”但是她說，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么盟國不嘗試懲罰日本的“不人道行為，它的無恥已使得黑暗時期的蠻族部落都望塵莫及。他們所知道的不人道行為，統統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殺、搶劫和凌虐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