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周恩來衛(wèi)士高振普回憶，大約在１９７５年８月份的一天，周恩來的病勢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療無望，而在“四人幫”的嚴重干擾破壞下，國事日非。鄧小平雖已出來工作，但不斷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謠中傷，隨時面臨保不住職務的危險，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較靠后，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鄧小平的治國才能和人品學識，是繼毛澤東之后共和國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來頭腦比較清醒。他不顧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內(nèi)的醫(yī)生、護士全部退到病房外。這是他住院期間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鄧穎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來要高振普拿來紙筆，讓他寫東西。高振普幫助他做好一切，并幫他坐穩(wěn)后，也轉(zhuǎn)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來阻止了。事實上，周恩來當時長坐已很困難，必須有人扶著他。這時，周恩來用左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用右手顫抖著寫字。鄧穎超見狀，便對他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周恩來頭也不抬地回答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

　　高振普看見周恩來是在向毛澤東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自己擔任的國家和黨內(nèi)的職務。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在信中雖沒有寫上要鄧小平同志任黨內(nèi)“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這是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拼盡全力舉薦鄧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來的這封信寫好后交給了鄧穎超，由她轉(zhuǎn)交中央，并向鄧小平通報了信的內(nèi)容。

　　鄧小平再度出山后，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并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將鄧小平安排到這種位置上，顯然是毛澤東考慮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這種安排卻急壞了“四人幫”。

　　“四人幫”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們先后制造了“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計要將鄧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澤東對“四人幫”保持足夠的警惕，特別是對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從恨鐵不成鋼到直接的不滿意，所以盡管“四人幫”對鄧小平一再告狀，他都置之不理，并且嚴厲地警告他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結成“四人幫”。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江青又串通毛遠新（毛澤東侄兒，時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lián)絡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整頓”的結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jīng)。因為毛澤東曾對身邊人員說過：“我毛澤東一生也就做了兩件事：第一，打倒了蔣介石；第二，搞了個文化大革命。對前一件事，反對的人不多；對后一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澤東晚年最大的一塊“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來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于是，毛澤東利用和鄧小平一起會見外賓結束后的機會，正式“考驗”鄧小平：“小平同志，趁我還健在，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作一下。還是那句老話：功過三七開。”孰料，鄧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我作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毛澤東一聽大失所望。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為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我拜會了周恩來副衛(wèi)士長張樹迎。他告訴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談話一結束，就感到情況不妙和形勢的嚴峻，便匆匆驅(qū)車趕來３０５醫(yī)院向總理報告。

　　“那天是我在總理身邊值班。總理病勢已經(jīng)很沉，時有昏迷，有時昏睡。當我告訴他，小平同志來了，他費力地睜開眼，已不能起坐，雙方只輕輕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邊，把毛澤東和他的談話內(nèi)容告訴了總理。我見總理聽了是有點生氣的，是瞪著眼睛對小平同志說：‘你就不能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