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于毛澤東的個人作用

　　參加座談的同志認為，中蘇同盟關系破裂是必然的，但是兩國兩黨關系是不是一定要搞得那么緊張，倒不是必然的，而且看來是有可能避免的。中蘇關系的破裂除了國家利益的沖突是主要原因外，還有主觀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中蘇關系破裂的過程正是毛澤東個人迷信發(fā)展和盛行的時期。所以，在剖析中蘇分裂原因時，不能忽視毛澤東的個人的作用。

　　除前面談到的中蘇分裂同毛澤東晚年思想“左”傾有關外，關于毛澤東的個人作用，參加座談的同志還談到以下幾點：

　　（1）毛澤東同蘇聯(lián)打交道的委屈感由來已久。歷史上，毛澤東長期受王明路線（背后是蘇聯(lián)）的排擠；毛澤東在黨內(nèi)的領導地位確立以后，蘇聯(lián)繼續(xù)通過共產(chǎn)國際干預中國黨內(nèi)事務；中國革命勝利了，斯大林仍懷疑毛澤東是“鐵托”。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前見到米高揚和新中國成立后見到斯大林時，毛澤東總是說，“我是受排擠的，過去有話沒地方說”。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時，曾受到斯大林的冷遇和不平等對待。但是，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從大局出發(fā)，把這些委屈和恩恩怨怨都忍下了。有的同志說，赫魯曉夫上臺后，由于有求于中國，對毛澤東采取尊重和逢迎的態(tài)度，這給毛澤東造成一種錯覺，好像斯大林逝世后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出現(xiàn)了新的局面：從國力上，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要以蘇聯(lián)為首；在思想和道義上，毛澤東則是領袖。毛澤東瞧不起赫魯曉夫。但是，當毛澤東感到赫魯曉夫還是搞蘇聯(lián)原先那一套時，他就把長期的積怨發(fā)泄到赫魯曉夫身上。

　　在談到毛澤東和赫魯曉夫之間的沖突時，有的同志說，毛澤東代表受壓迫的中華民族反抗外國列強的性格，赫魯曉夫代表俄國傳統(tǒng)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性格，二者是不能相容的。

　　（2）蘇聯(lián)領導人公開聲稱要毛澤東“下臺”，這是對已經(jīng)惡化的中蘇關系火上澆油。在中蘇分裂的過程中，雙方都把斗爭的矛頭對準對方的第一把手，無疑是對兩國關系火上澆油，最后導致兩國關系進入死胡同。1960年華沙條約首腦會議期間，赫魯曉夫公然辱罵毛澤東是“老套鞋，應該扔掉”。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后，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訪蘇時，蘇聯(lián)國防部長竟對中國代表團說，“我們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要把毛搞掉”。所有這些都使中蘇關系難以挽回。毛澤東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越來越嚴厲。開始他還說，對赫魯曉夫要“整一整”，到了1963年就下決心以壓促變，把赫魯曉夫整掉。1965年蘇共中央邀請中共中央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毛澤東堅決拒絕派代表出席，看來他已下決心同蘇聯(lián)徹底決裂了。

　　（3）赫魯曉夫攻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使毛澤東無法容忍。中蘇開始分裂時，正是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使毛澤東在國內(nèi)黨內(nèi)面臨困境的時候。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上，毛澤東是容不得批評意見的。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起初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不表態(tài)，以后開始影射攻擊，然后發(fā)展到公開奚落。有的同志說，這是觸到了毛澤東的“痛處”。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印發(fā)了他給王稼祥的信：“稼祥同志：此件（指赫魯曉夫1959年7月在波蘭講話時攻擊人民公社的材料）請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yōu)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zhàn)，包括黨內(nèi)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廬山會議之所以對彭德懷批判得那樣嚴厲，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認為，彭德懷是配合赫魯曉夫向他施加“內(nèi)外壓力”。他當時確實懷疑彭德懷同赫魯曉夫暗地里有勾結(jié)，里通外國。廬山會議后，對彭德懷立了專案，審查他的“里通外國”問題。從此，在中國黨內(nèi)“斗爭”中形成了“里通外國”的概念。這個“外國”就是蘇聯(lián)。